在乡土中国的大环境中,乡土文学是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浮沉与共的文学思潮,而“运河之子”刘绍棠又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绕不开的弯儿。刘绍棠终其一生都在思考着乡土文学,从提出“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到“城乡结合、今昔交叉、自然成趣、雅俗共赏。”乡土见证了他人生的几起几落,也是他笔下永恒的题材。对于刘绍棠的研究,学界大多从小说主题、情节、语言以及人物特点等方面入手,注重研究其乡土特色和民族特色。就目前文献研究来看,对于明清世俗小说与刘绍棠乡土创作之间关系的讨论,还没有太多资料可循。事实上,无论是在修辞角度还是在情感接受上,明清世俗小说对于刘绍棠的影响都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文学思想对于作家的影响因素并非是飘渺难寻的,而是有着踏实的文化基础。刘绍棠生在大运河畔,长在蒲柳人家,相比于同时代其它作家而言,他的生活和创作轨迹都有着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一是在于其深植于儒林村的民间生命体验,二是与其自身对于明清小说作品的汲取和价值理解有关。由于刘绍棠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特色的文学素养,因而无可避免地在他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古典世俗文学的印记。从修辞批评的角度来看,明清世俗小说在语言运用、人物形象、叙事结构、情节安排等方面都影响着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在刘绍棠的乡土作品中,骈散有致达意传神的语言,古风古意的人物创作,细密精巧的结构布局手法无不是受到明清世俗文学的熏染。无论是精致古雅的诗赋语言还是真诚细致曲尽人情的创作手法,都是对明清世俗小说的一种继承。除了修辞之外,刘绍棠在其乡土创作的价值取向方面,也深受明清世俗小说“才子佳人”式情感审美的影响。刘绍棠在五十年代后期被迫“大乱还乡”隐居20多年,郁郁不得志的境遇和狭窄的生活圈子导致他更愿意接受明清世俗小说“才子佳人大团圆”式的审美趣味。这种继承与刘绍棠乡土创作的联系,一方面表现为“才子佳人”创作模式下的大团圆情结,另一方面又在进行解构,从而出现“伪团圆模式”的叛逆。刘绍棠乡土小说影响力的巅峰时期出现于八十年代,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刘绍棠乡土创作却渐渐归于沉寂。明清世俗小说在带给刘绍棠独特的时代特色的同时,也成为了作家的局限。面对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作家在寻求突破、借鉴的同时,又留恋于他熟悉的“深挖一口井”、喜爱的古典世俗小说创作手法,这种矛盾使他不论如何求变,都深陷于“模式化的人物性格”、“图谱式的叙述模式”和“与真实生活愈趋愈远的语言和情节”等一系列窠臼中,无法实现对自己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