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电影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巴赞电影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具体到中国国内,第四代和第六代导演对纪实美学的追求就是一个明证。本论文尝试以一种历史眼光考察中国电影在巴赞电影理论的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化,巴赞对中国电影界以及中国社会产生的更深层的影响是本论文关注的焦点。在巴赞电影理论被本土化改造的过程中,还反映出中国电影内在生成机制的一些特点。本论文以巴赞电影理论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电影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在对比当中探寻中国电影在当代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品质。基于以上考虑,本论文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对巴赞电影理论的阐释,其内容包括巴赞电影理论的主要内容,与蒙太奇、克拉考尔电影理论的区别,该理论的历史意义及其理论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是对巴赞电影理论的介绍以及简单的评析,很少谈到其理论本身存在的不足。因此,本论文试图详细阐释巴赞电影理论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如巴赞电影理论存在显而易见的形而上学的一面;巴赞对长镜头与蒙太奇论争的本质缺乏正确的见解;巴赞虽然极力倡导长镜头,但是在他的论著中,关于长镜头内部和外部的规律,研究并不充分;巴赞对于再现、现实主义等概念以及深焦摄影与现实的关系,认识含混不清等。其次是分析巴赞被引进中国的历史背景及在中国的被误读。紧密结合引进之初中国第四代导演对巴赞的吸收、借鉴,探讨其中存在的“误读”情况,以及深蕴于这种“误读”之后的主、客观原因。建国之初,由于要求文艺服务于政治的功利主义导向,电影的主流大多是美化现实生活,而与客观世界、人的内心世界保持距离。强权政治阉割了电影丰富的表现力,新时期电影观念的变革就突出表现在主体意识的觉醒,电影开始以诚实的态度表现社会。巴赞电影理论在中国能够倍加推崇实际是迎合了当时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出于对真实性的迫切要求,同时和国内恢复现实主义潮流相契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实美学。巴赞对电影纪实风格的追求恰好符合了第四代导演的期待视野,这个选择背后更多饱含着第四代电影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精神的传承而言,对纪实的倡导也是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的大力继承。第四代导演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机械模仿层面,而是深入到对内心真实的追求。这一误读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政治无意识动机,只有置形式于内容之上,置风格于表述之上,第四代导演才能完成一次安全的逃脱。再次,还原到80年代初的历史语境,巴赞在新时期之初对于中国电影乃至中国社会有怎样的意义。本部分集中探讨了巴赞电影理论在中国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影响了中国电影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中国传统戏剧式电影结构;改变了中国观众的观影模式;刷新了中国电影的银幕真实观;促进了中国国内民主观念的普及。最后,由于在巴赞影响之下的纪实理论发展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形态,我们将纪实风格为主流的四、六代导演的创作做一个详细的挖掘,会发现四、六代导演对纪实手段的尝试不相伯仲。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贯穿四、六代导演的影片,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四、六代导演在影片创作中对人的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四代导演注重对群体的关注,其观望的姿态有一定历史高度,更多的是着眼于这个民族,将本民族成员视为一个集体,关注这个集体中人的尊严、价值;而第六代导演却放低了他们的姿态,将关注对象瞄准了社会的边缘群体,其落脚点是个体情感:私己的感情关注成为主角。同时,中国电影在今天面临和70年代末相似的历史语境,如70年代文革电影的“反人性”,今天国产商业大片“人道主义”的沦丧。反观第四代导演曾经做出的努力,可以为今天的中国电影走出困境提供借鉴。一方面是商业大片的“权力”美学,一方面是电影的“价值虚无”,由此就涉及到当下中国电影的困境问题。因此,纪实美学在中国电影界的兴起和复苏绝非偶然,当历史以它惊人的相似性使中国电影再次陷入困境之中,以史为鉴是探寻中国当下电影何去何从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