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迈入了现代化社会。在风险社会理论学说的支持者看来，现代化社会就是风险社会。并且，与传统社会出现的风险相比，现代化社会中出现的风险具有更大的不可控性与破坏性。如果说传统社会中的风险是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比如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那么现代社会中的风险更多体现为一种人为建构的风险。有鉴于现代社会中风险出现与发生的频率增多，风险大有愈演愈烈的态势的实际，与风险、灾害相伴而至的，就是人类对于风险的防范与对灾害及灾难事故的救援。风险发生越频繁，社会救灾活动也就越多，而社会救灾效果的好坏将直接体现人类对于风险应对的成果，也会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参与到救灾过程中的，并不单单只有一股势力或者一个单位，社会救灾是一个系统，它涉及到政府、各类NGO组织、公众与媒体。该系统中每一个部分发挥作用的好坏都将对社会救灾效果产生影响。政府在整个社会救灾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负责救援政策的部署与落实，各类NGO组织的救援行为与政府的救灾行动互为补充，公众一方面有可能是社会救灾的援助对象，另一方面，公众可以对政府、各类NGO组织与媒体参与救灾的表现进行评价，这种评价甚至会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转化，变成舆论，从而推动政府救援政策的转变，各类NGO组织的规范化运行以及媒介传播内容与方式的转变。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媒介的传播行为。政府与各类NGO组织的救援行动将通过媒介的传播行为到达受众，公众对于政府与各类NGO组织的表现的评价也通过媒介传播的反馈机制传递给政府与各类NGO组织。可以说，媒介不仅仅是社会救灾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社会救灾系统中的其他组成部分的重要信息传播与收集渠道。按照申农－韦弗信息传播模式的观点，信号在由信源发送至信宿的过程中，会受到噪音的干扰。为了抵消来自噪音的干扰，加入冗余就很有必要。在社会救灾过程中，媒介的传播内容和方式会影响到整个救灾进程。媒介在关于灾难事件信息本身、灾难事件管理决策信息、灾难事件处理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流言和谣言的挑战，媒介如何应对救灾系统中的这些“噪音”，也就成为媒介能否发挥好自身处于社会救灾系统中的重要位置的指标之一。本论文基于信息论、风险社会理论与系统论的相关视角，以传播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知识为依托，运用到风险传播与媒介传播效果的相关概念，采用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及个案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社会救灾系统中的媒介传播现状、效果及策略进行了探讨。通过对风险社会与社会救灾系统之间的关系分析，引出风险社会中频繁发生的灾害与灾难事件对社会救灾活动的紧迫需求。同时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指出社会救灾是一个系统，涉及到多个主体，每一个主体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本文重点对社会救灾系统中的媒介进行分析，运用申农－韦弗的信息传播模式，重点探讨了社会救灾活动中媒介的传播内容、媒介的种类以及媒介的传播活动起到的作用。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笔者提出了以下研究假设：假设一：社会救灾系统中的媒介与社会救灾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媒介的传播活动会对社会救灾效果产生影响；假设二：在新的媒介生态背景下，面对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强大竞争态势，社会救灾系统中的传统媒介呈现衰退之势，传统媒体已失去了竞争力。本研究中，以“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为例，对190名受众进行了在线问卷调查。进行此次问卷调查的目的，一是为了验证本论文提出的两个假设；二是为了给媒介的传播活动提供具体的参照和指南，为媒介传播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通过对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笔者的研究假设一得到了证实：媒介的传播活动和社会救灾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还要受到传播对象的年龄、性别与学历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研究假设二被推翻：在社会救灾活动中，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收获的满意度基本持平，面对新兴媒介的强势竞争，传统媒介仍然具有广泛的受众群，具有广阔的市场与作为空间。接下来，本文对媒介传播策略进行了总结，要想促进社会救灾高效有序运转，使社会救灾取得良好效果，需要媒介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从内部因素来说，媒介平时应建立起突发事件应急报道机制，灾难发生以后，第一时间发回及时准确的报道；要提高传播水平，把握公众心理，针对不同阶段，进行不同内容的报道，报道的形式应追求多元化，报道的内容既要全面又不失深度。同时避免和其他媒体的同质化竞争，不同媒体、不同介质的媒体的报道应相互补充，形成一股媒介合力。另外，媒介应把握好自身定位，要明确救灾中的主体，不要因为争抢新闻而给救灾过程添堵，或者作出不符合宣传报道政策的事情出来。另外，中国媒介应在平时就注意加强和提高中国公众的媒介素养，尤其是培养和提高公众对于灾难以及救灾的科学认识。从外部条件来说，一是媒介技术要跟上，二是政策要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