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备受关注，农地流转被视为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并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同时，主流观点认为农地流转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决定着农地流转市场的供给空间。然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率高达60%左右，远高于35%的农地流转率。可见，我国农地流转的客观现实表明“人动”并不必然带来“地动”。对此，现有研究主要试图从农户的资源禀赋及其行为特征、农地的产权状态、土地的保障功能以及地区发展水平等角度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少有文献关注到作为流转主体的农民的代际分化对农地流转产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农民群体的确出现了明显的代际分化，不同代际农民有其各自的代群特征和行为逻辑。为此，本文从农民这一微观主体出发，构建土地功能评价差异、农地产权偏好差异与农地流转的逻辑框架，试图阐释农民代际分化作用于农地流转的内在机理，并进一步探索其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事实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基于课题组对全国9省区农户的抽样问卷数据，运用stata/SE 13.0软件整理数据，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统计、数理推导和Logistic模型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农民代际分化与农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关系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农民群体的代际分化主要表达为情感分化、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这三大分化。相对于老一代农民而言，新生代农民的农地禀赋效应较弱、非农就业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2）农民三大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禀赋效应越弱、非农就业程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则其农地转出意愿越强。（3）代际分化使农民对细分的农地产权结构产生不同偏好。老一代农民更偏好于农地控制权，新生代农民更偏好于农地收益权（4）农地控制权偏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农地转出意愿；农地收益权中的保障性收益权和流转性收益权则会强化农民的农地转出意愿，而生产性收益权无显著影响。（5）农民代际分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转出意愿上，也显著促成了农地流转行为事实的发生。
　　可见，当前我国农地流转率远低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率是一个阶段性特征。要促进农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一方面应该根据新老两代农民的代际差异，优化农地流转政策与市场环境，加快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不断弱化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的同时赋予农民更多的农地产权；另一方面，加大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与教育的投入，弱化农民的农地控制权偏好，提高农地流转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