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我国在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从此,行政问责制开始走进公众视野,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热点内容。行政问责制的发展,彰显了我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是科学发展观在深层次的管理体制、执政方式上的有益探索,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一环,彰显了我国建设民主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信心和决心。现代行政问责制源于西方,经历了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应从本国实际出发,探索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体系。从2003年起,经历了2008年的行政问责风暴,再到近两年行政问责持续不断地深入,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发展正在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过问责到无为问责、从风暴问责到常态问责、从同体问责到异体问责、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的发展变化过程。本文首先从行政问责制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相关概念解析入手,介绍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内涵等基本要素。随后介绍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建设实践以及近年来发生的重大行政问责案件,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的发展趋势。重点结合“三鹿奶粉事件”等几个有代表性的问责案件,详细阐述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以来所遇到的问题及困境,包括权责划分模糊、问责主体缺位、问责文化发展滞后、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程序缺乏监督等,并就其原因进行分析。随后,简要介绍了现代西方国家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做法和香港自2002年起实行高官问责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从中汲取相似点作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发展可借鉴的有效经验。最后,综合前面所分析的成果,提出了发展完善行政问责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意见建议,主要是理顺责任关系、强化异体问责、加强行政问责立法、重塑行政问责文化、完善救济复出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