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与青天白日旗迥异的政权性质、实力的寡重之别,决定着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时刻考量“革命”问题,反革命罪因之成为中央苏区法制建设中最重要的刑罪。从反革命罪的立法看,1931年12月的第六号训令《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以及1934年4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成为中央苏区惩治反革命的主要法规。从中央苏区反革命罪的司法实践看,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主要表现出了四个突出特点:在定罪上从重行为到以言获罪;在审判中是司法、行政与革命手段的综合运用;量刑上的区别考量;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利的缺失与上诉期限的自由裁量。反革命罪的立法与司法,映射出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的多维面向:鲜明的阶级性、服务于革命战争、政令与法律的交融、多惩罚少权利保护、蕴涵“左”的因素。反革命罪作为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执政党”身份累积的一笔治理国家刑事诉讼的经验,对此后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刑事司法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