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新鐫曾元贊書經發穎集注》(以下簡稱《書經發穎集注》)的標點、文字處理和校勘等整理工作,第二部分則是在點校整理的基礎上所做的研究。《書經發穎集注》作爲一本典型的坊刻科考用書,一方面,其題識和攀扯名士以爲作者的做法,都體現了當時坊刻科考用書爲了達到宣傳效果所作的努力;另一方面,其解經體例有很大的代表性,存留了明代科考方式的影響痕跡。它獨特的版本價值和思想史價值大大超出了其作爲“科考用書”這一身份的限定。第一部分的整理工作以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題名曾楚卿著、莊奇顯訂的六卷《新鐫曾元贊書經發穎集注》爲底本,以南宋淳祐十年(1250)上饒郡學呂遇龍刻本《書集傳》、明正統時期内府刊本《書傳大全》、明嘉靖二年(1523)贛州刻巾箱本《書經集注》作爲《書經集注》部分的校本,並附校記。第二部分則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在明代科舉制度影響下建陽坊刻的情況,其中以《書經發穎集注》的刊刻商龍田劉氏忠賢堂爲主要探究對象,並以題名和題識爲切入點,對撰者提出了質疑;二是《書經發穎集注》的解經特點,作爲科舉用書,該書分爲上中下三欄,涵括了《書經集注》、主意、講、鈔解等各個層次的内容,是現存古籍中相對少見的情況;三是《書經集注》的版本問題,關於《書集傅》的各個版本可謂汗牛充楝,而《書經發穎集注》整理工作的校本選擇是追溯梳理源流情況以後的結果;四是《禹貢》一篇的研究,對照呂本來看,《書經發穎集注》版的《禹貢》出現了極爲明顯的多處增刪,這種情況在建陽的其他書坊也有出現,故加以對比並說明情況;五是《書經發穎集注》作爲一個科舉文獻的範本,對科舉學和尚書學發展的現實意義和研究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