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在经济衰退时，各国更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2008年以来，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全球面临新一轮的经济衰退。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疲软。为了摆脱和转嫁国内危机，各国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国际市场，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对中国等外贸依存度较高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贸易规模大且往来频繁，一旦发生贸易摩擦，将不同程度上影响两国国内的经济发展，甚至影响到两国的政治。由于中国入世时间短，对WTO规则掌握不熟练，且中国自身对美国及其他国家对华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已应接不暇，对美国提起的贸易调查和制裁数量较少，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多由美国发起。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美国对华制造的贸易摩擦，包括美国对华实施的反倾销、反补贴及特别保障措施。纵观中美贸易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美贸易摩擦以反倾销调查为主，1978年~2012年，美国对华提起反倾销调查共168次，中国入世以后数量增多；反补贴调查比较少，金融危机以来数量较多；特别保障措施由于具有隐蔽性、调查难度大等特点，两国在此方面的摩擦数量较少。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贸易摩擦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多。本文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查阅和研究，根据相关国际贸易理论及中美贸易发展历程及特点，发现主要有五个因素影响中美贸易摩擦的产生及变化，即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以下称为贸易顺差）、中国市场化程度（以下简称为市场化程度）、中国经济规模（以下简称为经济规模）、美国失业率（以下简称为失业率）、人民币汇率（以下简称为汇率）。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新世纪以前，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定价低、数量多，造成美国对华巨额贸易逆差，抢占了美国国内商品市场，与其国内企业形成激烈竞争，美国劳动力价格高，传统产品的生产成本较高，产品价格竞争力弱，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就业率；新世纪以后，美国以汇率因素作为借口，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此为借口不断制造对华贸易摩擦，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借助向人民币升值施压的方式逼迫中国走上日元升值的道路，打击中国金融业，抑制中国产品出口，扩大美国本土产品的销售。另外，中国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增速均位于世界前列，美国忌惮中国崛起威胁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直接或间接挑起对华贸易摩擦。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了各因素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研究发现，失业率、贸易顺差、市场化程度及经济规模、汇率与贸易摩擦发生次数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说明贸易摩擦产生确实与失业率变化、贸易顺差扩大、市场化程度低、经济规模及汇率问题有关。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对贸易摩擦次数的作用在前几期比较明显，其中，汇率、失业率、经济规模和贸易顺差变动对贸易摩擦发生次数的贡献度较高，市场化程度指数变动对贸易摩擦次数的贡献度最低。通过分析发现，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逐步降低对外依赖程度是关键，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内居民消费需求的满足是重点。为此，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中美贸易摩擦：一是提高引资质量，鼓励企业走出去，打造具有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国内需求；三是注重经济长远发展，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四是推进汇率、利率等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五是协调“三方”关系，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时反馈信息，避免或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