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正如火如荼，不仅改变着舆论生态，还重塑着政治生活；更重要的是，政府控制的主流媒体和相对自由的社会化媒体的结合，为探究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提供了独特的契机。与此同时，心理层面的特质在政治效果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据此在本文中引入“导向需求”一一影响媒介议程设置效果最重要的条件变量一一作为研究媒介效果的心理因素的出发点，为理解社会化媒体使用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本文从政治知识、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三个层面探索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所考察的正是公民参与的三个面向，即公民所具有或应有的价值感知、信念评判和行动趋向。在此基础上，本文超越局限在一般状态的同一效果研究，以导向需求作为调节变量，从心理层面探讨社会化媒体产生的差异效果，以阐释社会化媒体在重构政治过程中影响力的普遍化和差异化。　　本文融合了传播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的视角，通过对1058名中国网民的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三组公民参与的变量：　　（1)知识层面：知识获取和知识生产。　　(2)效能层面：内部效能、外部效能和集体效能。　　（3)行为层面：线上政治参与和线下政治参与。　　本文最终构建了以导向需求为调节变量，社会化媒体使用对政治知识、效能和参与影响效应的理论模型，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社会化媒体在我国有推动公民参与的重要潜力。除外部效能外，社会化媒体使用和公民参与的各项指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且相对于线下政治参与，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均可以更佳预测线上政治参与，表明社会化媒体使用可以直接提升政治知识、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也可以通过影响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间接影响政治参与。因此，社会化媒体具有赋权弱势、强化边缘的价值，从知识、效能和行为三个层面显示出与我国政治过程的积极关联，初步展现出建构公共领域的民主潜力，未来可能会为加强民主政治和促进社会转型带来进一步可能。　　第二，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存在结构性不平等。　　（1)在整体层面，公民参与的各项指标是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个人物质和教育资源掌握程度的体现，是对已有权力分布结构的延伸。　　（2)在知识层面，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沟大于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使用沟，更进一步，社会化媒体的使用沟比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的使用沟所导致的知识沟更大。　　（3)在效能层面，我国网民的外部效能处于较低水平，对低导向需求和高导向需求的人来说，社会化媒体使用和外部效能呈负相关。　　（4)在行为层面，我国网民的政治参与显示出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特征，线上参与水平高于线下，需要资源较多的行为参与比例明显更低。　　第三，社会化媒体使用的不同模式和种类，产生的政治效果存在差异。本文没有将社会化媒体作为单一体来看待，而是作为具有不同特征的分析对象。在使用模式上，信息生产比信息获取能更好地正向预测集体效能和线上政治参与，社会活动比娱乐休闲能更好地正向预测内部效能、外部效能和线下政治参与，政治知识与信息获取正相关，却与社会活动负相关。在使用种类上，博客对三类政治效能和线下政治参与均显现出更强的正相关性，微博对知识获取、知识生产和线上政治参与的正向预测效果更强，而婚恋交友类却负向影响知识获取和外部效能。　　第四，导向需求对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具有调节作用。首先，导向需求对公民参与的各项指标均具有显著的主效应，中等导向需求的人在知识、效能和行为三个层面都处于最高水平。其次，导向需求对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具有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化媒体使用的增加:　　（1)在知识层面，高导向需求用户的知识生产增加的更快；　　（2)在效能层面，中等导向需求用户的内部效能和集体效能增加的更快，低导向需求用户的外部效能下降的更快；　　（3)在行为层面，低导向需求用户的线下政治参与增加的更快。　　本文不仅为社会化媒体使用的政治效果个体差异提供了心理学的解释，还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发现了导向需求的非线性作用，为新媒介环境和新社会情境提供新的经验数据和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