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助社会学理论，将社会成员总体分为民众和官员两个阶层，粗浅分析社会等级的划分、法律规定、政权更迭、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等方面对社会流动的制约，重点分析秦汉时代由民到官的主流渠道——接受教育，辅助渠道——婚姻以及官员层内部的升迁和黜免因素。并结合刘邦布衣集团成员社会流动前后身份的变化，更为微观地认识秦汉时代的社会流动。等级制度历史悠久，连绵不绝，不同朝代内容和规定各有发展增损。秦汉时期官民界限依旧鲜明，并有各种表现形式和规定。与四民阶层相较，官员拥有法律规定的免赋役特权和犯罪先请权。在政治权力的享有，经济财富的占有，纳妾数量的多少上都优于民。免官后，其自身的心理优势和在民间的影响力依旧存在。政权的交替，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影响到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动。为新政权建立出生入死者的前途、宗室地位的沉浮无一不受到政权更迭和政策变动的影响。国家政策的调整和皇帝意志的改变会对不同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皇帝可以根据自己意愿，主宰任何阶层的富与贵、贫与贱。这是认识秦汉社会流动的基点和出发点。学习和接受教育对于职业的获得、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社会地位、声望的提高意义重大。李斯是战国、秦时期“士”阶层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也证明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和塑造不可低估。两汉的官学和私学空前发展，选官用人制度的变化，教育与选官制度紧密结合，激励更多人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经学的学习和研究，为成为“治人”的“劳心者”和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孜孜以求。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条件接受教育，受教育的起点不同，终点各异，接受教育的人并非都有机会进入仕途。婚姻是人们提高社会政治地位，改善经济文化生活处境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婚姻，是女性改变命运的方式，尤其是嫁入帝王之家，光耀门楣，举族富贵，甚至影响国家政治，外戚的荣辱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社会浓厚的家族观念。汉代妇女再嫁相对自由，已经出嫁的妇女，可以再次依托婚姻改善处境。婚姻同样是男性图谋发展的橄榄枝，迎娶政治背景雄厚的富家女子，完成鱼跃龙门的华丽蜕变。即便自古被视为羞耻的公主私夫和因容貌获得皇帝宠爱的男性，如董贤之流也会权倾一时，从而成为男性实现社会流动的一种手段。以婚姻为手段，过分讲究“门当户对”，对于社会流动的形成和整个社会的运转是非常不利的；并且助长了攀结权贵、皇室的社会风气；民间女子努力跻身皇室贵族之间，严重影响了平民百姓的婚姻，比例严重失调。当然也不乏西汉卓文君与“家徒四壁立”的司马相如私奔以及东汉宋弘拒绝“尚主”之举，作为忠贞不渝的爱情佳话自古流传。此外，秦汉时期两性，还有其他社会流动途径。就女性而言，从事歌伎的年轻女子，被人收养并训练唱歌跳舞送入皇宫，如宣帝母亲王翁须；或凭借博学高才，如深受汉和帝及后宫嫔妃尊重的班昭；女医生与高门望族间的来往，如淳于衍，本人和家人都有可能跻身上层社会；成为帝王的乳母也是抬高身价的方式。就男性而言，可以通过常规途径，因军功入仕，因通法入仕、因才俊入仕等等；也有极端的选择，如成为刑余之人的宦官，获得左右朝政的机会。在国家选官制度和官吏流转升迁政策下,官员的流动呈现出频繁和普遍的特点。文章以官员阶层的流动为切入点，对秦汉时期官员升迁途径和黜免的原因进行分析。行政经验丰富、转仕各地的官员对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对外关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以刘邦布衣集团的社会流动作为群体考察，以深入对这一部分内容的认识。文章选取由民到官这一角度考察秦汉社会流动，不仅在于个人为官后，本人和家族地位的攀升，更是从社会流动角度解读官本位和“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居于特殊位置和作用”①这一传统命题的探索和尝试，官本位已经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存在于秦汉人的思想意识中。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古代社会，官本位作为一种行政体制，一种体系，构建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和顶端之下拥有不同行政权力和待遇的各级官员。作为一种意识，一种价值追求，官本位并未随着时间流逝淡出人们的思想，反而有愈发强化之势。做官、升官依旧是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是人生价值大小的评判标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官职意味着权力，意味着尊严和敬畏，意味着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意味着出人头地，意味着拥有民所不具备的种种特权。能否官居高位，成为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志，不管其合理与否，却为跋涉中的民指明了方向，通过不同方式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