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欧洲债务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常态。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时代中国需要新的增长动力。据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劳动力、资本与技术要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不再,改革红利丧失,以及世界市场需求不足、全球化红利丧失,传统拉动增长的要素缺乏活力。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表现出了良好发展的态势,成为了新时代推动母国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旨在回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是否带来母国增长效应的特殊性”问题。一方面基于现有的国际投资理论、开放经济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及经济增长理论,形成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增长效应研究视角,对生产折衷理论与投资增长路径理论予以拓展;另一方面,不仅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开放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与参考,也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从经济体大国走向经济体强国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寻找适用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母国增长效应理论分析视角。在明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问题基础上,采用中国的经验证据,对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母国增长效应进行了识别与来源分析,提供了相应的决策参考,这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与边际贡献所在。第一,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母国增长效应,本文通过梳理相关研究范围,从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增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技术增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贸易增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增长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综合增长效应等方面,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机理,并研究了现有的理论模型。第二,本文纳入了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国家异质性的观点,认为发达国家、亚洲的日本等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不一。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较之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是建立在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基础上的生产折衷理论范式。其母国增长效应的发挥满足五阶段的投资增长路径理论,且被划分为了垂直型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满足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实质上也是建立在生产折衷理论范式与投资增长路径理论基础上的;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增长路径,Lucas悖论主要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较为明显。中国等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具备生产折衷理论基础上的OLI优势前提下,流向了较之发达程度高的发达国家,在投资动机抉择、进入方式抉择与东道国抉择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存在较大差距。第三,在Rugman（1981）的生产交易成本国际化理论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特定优势理论与企业特定优势理论,从企业竞争优势、母国竞争优势与东道国竞争优势等层面研究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建立在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基础上,本文纳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性观点与Rugman的国家特定竞争优势与企业特定竞争优势观点,形成了本文的理论分析视角,适用于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母国增长效应研究。为回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是否带来母国增长效应的特殊性,首先进行问题识别,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识别与描述性统计研究,阐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规模大,趋势良好,采用跨国并购为主与绿地投资为辅的东道国进入方式,主要投向避税天堂与发达国家,偏好东道国制造业、地产金融业与服务业等行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集中于上海、广东、天津、北京、山东等东部发达省份,以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为投资主体等七大特点。进一步建立在本文的研究视角下,通过四个实证研究回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是否带来母国增长效应特殊性的问题。第一,通过机理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不显著,中国母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拉动且具有地区差异。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的发挥,在短期内将承受一个沉没成本,无法较好的发挥出促进母国经济增长效应的效果。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又具有自身特殊性,其目标多以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与技术寻求型为主。存在一定的盲目投资与跟风投资问题,投资失败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失败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并不明显,而成功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还未发挥出来,整体上短期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显著。第二,通过面板自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在短期内需要支付沉没成本,但长期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母国经济增长效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是受中国特殊性的中央直管地方分权制度影响。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通常有国家资金与政策支撑,回报周期长,而中小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制度套利”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在短期需要支付沉没成本,在长期才能显现出正向的影响效果。第三,进一步寻找“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带来的母国增长效应特殊性来源问题”的答案,通过SFA（随机边界分析方法）发现,较之国家特殊性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的母国技术增长效应特殊性更多的来源于对外直接投资自身特殊性。主要是由于跨国企业无论采取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的方式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其母国技术增长效应主要是来源于企业自身的特殊性,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既包括竞争优势又包括竞争劣势,既由跨国企业自身特殊性决定,又由母国竞争优势与东道国竞争优势决定,因此,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母国增长效应特殊性来源中,对外直接投资的自身特殊性作用更大。第四,通过Horse Rise Test（赛马测试）的方法发现,母国特殊性和东道国特殊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就业增长效应,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中国的母国就业。进一步,本文对中国无优势的跨国企业、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增长效应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着重分析了“一带一路”下的国际产能合作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契合点。重点分析“一带一路”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基础上的母国增长效应,发现其不同于以往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互利共赢的模式。与以往的经验不同,“一带一路”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带来自身母国增长效应的升级,也能够同时助推东道国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增长与发展,并不是一种“攫取性”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本文对适用于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殊性的母国增长效应分析的研究视角予以了初步探讨,并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拓展现有的国际投资理论与增长理论做出了一定的边际贡献。提供了建立在生产折衷范式、投资增长路径理论、异质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国家特定优势理论及企业特性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一个适用于中国问题的理论分析视角,并在研究视角下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得出了支持中小型企业发展、发挥国企对外直接投资优势,契合国际产能合作与“开发优先”,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培育企业自身竞争优势、母国竞争优势,充分考虑东道国进入风险等方面的政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