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以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等形式表现的新动能带动新兴产业的产生,随之带动更多的就业,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将大量替代低技能劳动力。新动能发展对就业形势是利是弊,成为我们极为关注的问题。目前,大部分文献研究新动能水平和就业质量水平测度,未深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程度。因此本文深入研究新动能与就业质量之间是否协调发展,同时探索两者之间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思路。本文将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就业质量作为研究对象,探究2015—2018年31个省（市、区）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就业质量的耦合协调关系。首先,本文对经济发展新动能、就业质量等概念进行界定,阐述了新动能与就业质量之间的联系。其次,从知识能力、创新驱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四个方面建立经济发展新动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同时对31个省（市、区）的新动能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之后,从就业环境、就业状况、就业保护、就业能力、劳动报酬五个方面建立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同时对31个省（市、区）的就业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再次,建立耦合协调模型测度并分析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利用莫兰指数分析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最后,采用空间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就业质量耦合协调驱动因素的全局规律和局部规律。进而,分析影响两大系统耦合协调的全局驱动因素和局部驱动因素。基于得出的结论,对经济发展新动能与就业质量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提出建议。本文得出结论主要是:（1）2015—2018年经济发展新动能水平一直处于显著上升趋势;全国、地区内和地区间的泰尔指数值都逐渐变小即新动能发展差异逐渐变小;经济发展新动能各维度水平都处于上升趋势。知识能力在新动能发展中所占比重最小,数字经济维度所占比重最大。（2）2015—2018年就业质量水平总体是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各省（市、区）就业质量排名变动波动大,就业质量呈现出东西部地区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塌陷的现状;全国、地区内及地区间就业质量泰尔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就业质量发展差异逐渐变大;就业状况维度在就业质量中所占比重最小,就业环境、劳动报酬维度所占比重最大。（3）2015—2018年经济发展新动能与就业质量的耦合度不断上升,并且31个省（市、区）的耦合度都处于高度耦合阶段;2015—2018年一直呈现高度耦合协调的是东、中部地区,中度耦合协调的是西部地区。（4）通过SAR模型对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全局影响因素分析,除了光缆线路长度增长率,其他影响因素对两大协调耦合协调发展均为产生正向影响。其中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占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例、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公共预算财政支出比例对耦合协调驱动力最大。采用GRW模型对2018年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局部驱动因素分析,其中邮电业务总量占GDP比重、光缆线路长度增长率,其他因素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都具有正向影响。其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占GDP比重和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占公共预算财政支出对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几点相关对策建议:（1）为了缩小各地区新动能发展的差异,从分析结果看出数字经济子系统所占比重较大,我国需要加大力度发展数字经济缩小差异。而虽然知识能力维度比重较小也不能忽视其极为重要的基础地位,还是需要持续地学习知识,不断开发创新出更好的新动能。（2）由于就业质量水平呈现东西部地区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塌陷的现状。因此对于中部地区就业质量水平低的问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就业质量。同时还需注重劳动力的培训和劳动力能力提升问题,只有劳动力能力提升才能使劳动力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找到满意的工作,提高整体的就业质量水平。（3）为了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新动能和就业质量更协调发展,政府可以加大对教育、科学技术财政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等方面的投入。同时关注信息行业发展,只有信息行业蓬勃发展,在促进新动能发展的同时又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才能进一步使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