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为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五四时期，他积极提倡、组织并亲自尝试译介西方优秀文学作品，一方面为新文学的建立提供话语支持；一方面为社会改革提供思想上的启蒙。在他建立新文学范式的过程中，翻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以译介学为视角，展开对胡适的译介活动及文学理论观的分析，探讨译家对翻译文学、国别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及胡适本人作为一名译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一章为概述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第二章介绍“五四”前胡适个人和中国社会为新文学革命的到来而做出的准备。任何革命的发生都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此外，也离不开人为的推动，“五四”运动亦如此。胡适早年及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为他倡导新文学革命做好了个人的准备，而他当时对白话文学革命的提倡及对西方优秀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当时社会转型对文学转型的要求一拍即合，使文学革命在短期内蔚然成风。 第三章探讨了胡适的文学理论观及翻译理论观。胡适不但对中国的佛经翻译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中国的白话文学及白话起源于佛经翻译；他对中国文学史也有着深入的研究。他曾写下专著论述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来证明白话文学革命并不是“某某人”提倡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历史的自然进化，他本人只不过对这一历史的自然进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已。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为依据，提出近现代翻译史的划分问题，以及当时的文人对待白话的三种态度。在本章的最后一节，诠释了胡适的翻译理论观。胡适并未著书立作发表对翻译的见解，他的翻译理论观都散见于他的演讲、评论及与朋友的书信中，但他在翻译理论及翻译批评方面所提出的见解，时至今日仍然值得译者深深的思考。 第四章分别从诗歌、小说和西方戏剧的译介活动入手，来探讨胡适译介活动的目的及对“五四”时期翻译文学的贡献。在胡适看来，白话文学的建立是历史自然进化的结果，而在新文学建立的过程中，旧的文学传统又满足不了新文学在题材内容、剪裁布局、结构方法方面的需求，他的办法就是求助于翻译，赶紧多多的翻译外国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他不仅提倡、组织翻译，还亲自尝试翻译，他对诗歌和短篇小说的译介为新文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模式，胡适不但是用白话写诗的第一人，也是用白话译诗的第一人，而且也第一次对短篇小说进行了科学的理论界定；他对西方戏剧的积极译介也为社会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的启蒙。第五章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论述了“五四”时期，这样一个旧文学的“危机”期，新文学的“幼稚”期，胡适等人的积极译介如何帮助翻译文学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翻译文学又是如何积极响应社会与文学转型期的需求，为新文学的建立提供话语支持，为国别文学的发生、发展做出贡献，成为国别文学的一部分，进而在结论中肯定胡适作为一名译家在翻译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