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后，在致力于政治改革和制度维新的同时，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学人开始以“民智民力民德”为中心进行改造国民的最初尝试，他们认为国富依赖于宪政，宪政依赖于现代国民，这种思路被后来启蒙思想者们遵循。然而，中国历史中改造国民的任务始终没有完成，从严复、梁启超的启蒙逻辑来看，根本原因在于:首先，他们对中国根本问题尤其是王权和经济问题没有整体深入的逻辑挖掘。尤其是在议院政治和培育新国民问题上，他们忽视了王权的极端暴力及其产生的土壤;没有探析到宪政政治和公民赖以存在的独立私有财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有现代制度之间复杂制衡和互动;只有具有独立私有财产权的社会才能进行社会制度体系的不断调整，才能形成民主的政治模式。西方民主成果状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复制，哪怕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进化公理”。归根到底，王权及其历史土壤的深厚，个人产权的难以建立，不但给梁启超、严复还给后来的所有改革者们都造成了极大的困境。　　梁启超和严复的民众启蒙工作都立基不足，他们参照西方经验设想:要为国家塑造高素质的新国民，期待着新国民能够自由发挥才智为国富民强而奋斗，但是他们忽视了自由个人的本质在于经济独立，新国民要具有不容侵犯的财产所有权。而中国的历史事实是:在历史上，社会经济生活中，王权经济成为中国社会所选择的最低成本模式，私有财产权在开始时并没有被历史得形成。此后，王权也就没有受到第二、三方力量的有力对抗和制衡。王权体制不可避免的走向扭曲和异化。　　随着后来经济技术变革，技术变革的受益流向了王权机器，得以社会一直牢牢在那里作为巨大的威慑存在着，后起的产权很难在与之抗衡。随着王权统治技术手段的增强，改革者们遭遇情况更加复杂，启蒙者们也开始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