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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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继1983年吉联抗《桓谭和蔡邕》后,再次从音乐角度论述桓谭与蔡邕的文章,亦是首次较为全面且深入比较桓、蔡音乐思想的文章。桓谭与蔡邕的音乐思想,是两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下文人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人因时代相近,皆具同样儒家经学之背景,故其音乐思想中亦有一脉相承之特点:即,均将制琴者归于古代圣王,以赋琴之德、扬琴之德;均以禁释琴,来实现追求中正平和之乐的审美诉求;均在其著述中透露出以悲为美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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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继1983年吉联抗《桓谭和蔡邕》后,再次从音乐角度论述桓谭与蔡邕的文章,亦是首次较为全面且深入比较桓、蔡音乐思想的文章。桓谭与蔡邕的音乐思想,是两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下文人音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人因时代相近,皆具同样儒家经学之背景,故其音乐思想中亦有一脉相承之特点:即,均将制琴者归于古代圣王,以赋琴之德、扬琴之德;均以禁释琴,来实现追求中正平和之乐的审美诉求;均在其著述中透露出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共同反映出整个汉代的审美倾向;同时,桓、蔡音乐思想中也有相异之处:东汉末年的蔡邕,其音乐思想中有对桓谭的突破。其一,即在琴学思想上继承扬雄的“反其天真”说,再次援道入琴,推动琴乐发展至兼受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之新局面。其二,即关注“移情”审美现象,在美学史上首次为其命名,促使琴乐进入到重审美、讲意境的新境界。而两汉之际的桓谭,亦有蔡邕所难企及的先进之处:其一,即,质疑雅乐音乐性而正视俗乐音乐价值的理性音乐观,这不止在汉代少见,即便在整个封建社会下也是凤毛麟角。其二,即在谶纬神学盛行之时代,坚定地排斥谶纬、反对将音乐迷信化的唯物主义理性音乐思想,此先进思想,即便在蔡邕得到《论衡》后,也仍未继承领悟,依旧在《琴操》中作有五首言阴阳灾异之琴曲解题。桓、蔡音乐思想对文人音乐思想的发展演变做有突出贡献,且二者推进历史进程的方式各不相同。桓谭是逆于时代潮流之人,其音乐思想中的俗乐观与反对迷信入乐的思想先进理性、超越时代,成为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思想中都无可替代、必不可少的珍贵财富;蔡邕则继往开来、立陈出新,使我国音乐思想稳步前进、日渐上升,以一人之力开启了整个魏晋时代琴乐受道教思想影响、重视意境塑造的崭新局面。通过对桓、蔡音乐思想的全面比较与深度剖析,使我们更加深入到桓、蔡音乐思想的本质,进而了解其音乐思想形成的深层原因,在史料匮乏的艰难途中,更加趋近历史真实。这将有助于全面了解两汉文人音乐思想的发展脉络与时代局限,对两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下的文人音乐思想研究,都具有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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