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治国方略,法治以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力分立与制衡等为特征。法治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和运行必须依照法律和制度进行约束。尽管从我国春秋时期和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起,已经有思想家探寻到“法治”问题,但是现代意义的法治思想和理论,则是伴随资产阶级革命而产生,并以资产阶级宪法的诞生为标志的。旧中国历史上没有法治的传统,缺乏现代法治精神的土壤。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法治建设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为标志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发展的复杂化,特别是“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在党内外日益蔓延,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践踏了法治的萌芽,十年“文革”的历史悲剧将“人治”演绎到登峰造极之地,法制和法治荡然无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邓小平、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邓小平、江泽民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智慧,开创了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事业。他们的法治思想,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对他们的法治思想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我们认识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也有利于我们深化认识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付出的不懈探索与努力。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通过对历史资料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相关成果,从不同角度对邓小平、江泽民法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本论文研究的选题意义及研究现状,笔者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邓小平、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偏重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研究,对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研究涉及较少。二是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系统的比较分析的论著还较少且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第二章“邓小平、江泽民治国方略比较”共4节。以邓小平治国方略为出发点,论述了江泽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形成过程及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第三章“邓小平、江泽民法律秩序观比较”共4节。分别从政治秩序观、经济秩序观、文化秩序观、社会秩序观四个方面论证了邓小平、江泽民法律秩序观具有的继承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第四章“邓小平、江泽民法制教育思想比较”共2节。第1节分别从三个方面论述邓小平、江泽民法制教育思想的共同点;第2节着重从法制教育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法制教育目标实现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两个方面论述江泽民在法制教育思想方面的开创性创新。第五章“邓小平、江泽民法治思想总体比较”共2节。第1节分三个部分,着重从全局的角度梳理江泽民对邓小平法治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第2节在把握论文全局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论述了邓小平、江泽民对社会主义法治认识的不同侧重点。第六部分是论文的结束语。这一部分主要从宏观上论述了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及它所具有的具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