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服务论文学观的规定下，建国后17年文学与政治发生着紧密的关系，这无疑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观念。但是，在17年的历史环境内，17文学究竟怎样与“政治”发生着关系，特别是实践地看，这里的“政治”又指向什么样的历史内容，则仍然是一个有待具体厘清的问题。 从实践的层面看，17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全面表现为与17年政治文化的关系。正是17年的政治文化，从物质制度、理论思想一直到心理层面全面参与规定着17年的文学实践。 广义的政治文化分三个层面，一则为政治制度层面，一则为政治思想层面，再则为政治心理包括政治信仰、政治价值等层面。17年政治文化在这三个层面全面地影响着新中国建国后17年的文学。因此，通过对这一影响历程的历史描述，无疑将会较充分有效地揭示17年文学的历史面目。 从物质制度上说，作为创作主体的文学工作者，其“组织化”问题无疑是17年文学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历史现象。但这恰恰是当时的政治文化决定的结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上“一元化”领导的思想将行政领导和思想领导绝对统一了起来。这导致行政权力和思想权力的混淆。最终，党和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领导关系变成了行政领导关系。尽管从政治上说，这很有效率，但由于行政权力的强烈自我意识，无疑导致了政治思想与文学关系的简单化，作为精神领域的文学的自身规律往往就被不自觉地忽略了。最终在行政权力的制度化看护下文学创作相对于政治思想而言本该具有的自由伸展余地也就不自觉地丧失了。 当然，简单的行政领导只能是一种外在的要求，就17年的思想观念来说，行政领导只是思想领导的表现手段。17年的政治思想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面目意识到自身的本质和历史责任的，在“政治挂帅”的基本认识中，它当然有着全面干预文学创作的充分思想理由。新中国17年的文学思潮和各种文学批判运动皆可以视为政治意识形态在排除异己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所具体展现的历史环节。就创作方法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所谓“两结合”，其精神内涵同样首先是受政治思想及其实践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具体落实到建国后17年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实践中，在多数情况下，文学文本也就转化为一种政治修辞工具，从主题到风格全面时代政治化了，从而在“工具论”中丧失了自身的本体地位。 然而，一种物质制度和思想如果没有接受主体的心理支持它的作用必然是外在的，因而也是肤浅的。17年的组织制度和政治思想如此“在历史之中”发挥作用，当然还与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感情等密切相关。17年的作家作为新中国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等恰恰从不同方向表现出与新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现实的内在一致性。这是17年的作家主体在从事文学活动时全面接受政治领导的心理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作为其创作成果的文学文本的精神情感取向与作家自觉意识到的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就没有任何断裂之处，对于那个时代来说，真正具有典型意义的恰恰在于政治理性对这一断裂的清醒监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7年的文学实践表现出了深刻的历史辨证精神，使任何简单化的对错判断在真实的历史现实面前失之浅薄和幼稚。 本文就从以上这三个方面考察了 17年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希望藉以较充分全面地展示服务论文学观下的17年文学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