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代京通仓储制度为研究对象。明人著作中所论及的“太仓”,包括粮仓和银库两部分,京通仓即是作为国家粮仓的“太仓”。京通仓设在北京和通州,共有十九个大仓。本文关注的是这十九个大仓的仓廒设置和制度管理运作情况。京通仓作为中央官仓与地方粮仓中官办的常平仓(也称预备仓)、民办的社仓(又称义仓)、各卫所仓和各王府私家粮仓既关系密切,又有所不同。它直接关系到皇室的粮食消费、百官的俸给、京军及北方边镇的饷粮、京师百姓用粮,实为明王朝政权生存的物质基础,明朝的盛衰与京通两仓存储的盈亏有着紧密的关系。京通仓储制度对历代京师太仓制度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从管理层面上讲,明政府专设了仓场总督作为管理京通仓储的最高机构。都察院、军卫和工部等衙门都参与到了仓场的管理当中。宦官组织是皇帝的私人代表,也插手仓场事务,利弊互见。与官员共同构成庞大的管理群体的还有胥吏人役,这也是仓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制度运作层面上讲,漕粮的运进、保管与调拨,仓廒的维护与修缮、官吏的考绩与奖惩,制度严格,措施周密,对清代仓储制度影响极大。明朝中期以后,仓储空虚成为困扰明政府的严重问题。其中的内部原因有农民、运军和白粮民户的疲困、仓粮的管理不善、官吏运军的监守自盗、冗员剧增、吏役需索剥削交粮的纳户以及支粮的军士等,外部原因有边患严重,仓粮大量调拨,漕政破坏等。明政府曾对京通仓储制度进行改革,提出种种方案,但行之不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