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以信用为主要媒介,在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充当着沟通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联系的中介,是提高社会资金积累的有效手段。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最基本的就是农村经济增长,而农村经济增长的实现与农村金融的发展关系密切。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出现了金融发展规模水平低、金融服务单一和金融效率低下等问题,这使得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首先要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进行深刻探究。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却存在很大差异,在整体上出现了东中西部的分层,相应的农村地区的机械化程度,相关企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的受教育程度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作用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虽然众多学者对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以足够关注,却忽视了地区间的差异性带来的差异。这种针对性的研究却相对较少。经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的农村金融可以有效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而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出负相关性。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居于我国的前列,浙江省也是其中之一,浙江省按照部署要求,围绕“生态兴农美田园”,积极实施“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为建立“一控两减四基本”农业绿色发展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农业部将浙江省列为全国唯一生态循环农业建设试点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因此,对该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探究可以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其他地区提供参考。本文以浙江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为研究目标,结合了国内文献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浙江省在现代农业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建立农村金融体系,以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使农村金融资源处于合理配置的状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一、金融发展规模、储蓄投资效率对浙江农村人均GDP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对浙江农村人均GDP有负向影响,而从回归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储蓄的投资效率以及农村资本边际生产率这三个变量对浙江农村人均GDP的影响是依次减弱的;二、格兰杰检验表明,金融发展规模与农村人均GDP互为格兰杰因果,储蓄投资效率与浙江农村人均GDP也互为格兰杰因果,但资本边际生产率是浙江农村人均GDP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本篇论文的创新点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总结国内外学者在探究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上,采用农村金融指标是金融相关率,比较单一,农村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有农业生产总值、第一产业产值、农林牧副渔业等,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因此本文对农村金融发展的变量中除了金融相关率外,加入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以及农村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在衡量农村经济增长的指标上,由于浙江省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服务业占据很大比重,因此,除了农林牧副渔业之外加入了农村服务业作为衡量标准,以期能够得到更全面的分析。第二,区域创新,浙江省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村地区的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被研究的较少,本文对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对该领域文献的一个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