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盖斯凯尔（1810-1865）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承上启下的小说家,她所创作的小说以其对当时英国各阶层人物的生动刻画而流行甚广。然而在她去世后文学声名日渐衰落。在后现代时期对文学更多元、更开放解读的浪潮下,盖斯凯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被发掘,她的作品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意义。作为她的代表作之一的《克兰弗德》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对社会问题尤其是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照被反复讨论,然而叙事作为一种修辞对揭示这部小说主题所起的作用却鲜少被详细论述。本文试图借助韦恩·布斯和詹姆斯·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来论证盖斯凯尔凭借着多种叙事策略所发挥的修辞作用在《克兰弗德》一书中既批评了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又批评了女性对男性极端抵抗的荒谬,提倡一个男女和解合作、阶级互融的社会。首先,书中不同叙述者所采取的叙述视角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抗衡,通过这些视角盖斯凯尔相对完整地描绘了当时的女性生存困境。另外,主要叙述者玛丽·史密斯从一个外来户一步步融入到克兰弗德镇的集体心理中,最终采用集体叙述声音来刻画女性在克兰弗德镇上的生命体验,逐步拉近与读者的感情距离,引发读者同情。同时,由叙述者们背后的不同价值观和道德理念所造成的叙事断裂则将矛头指向了导致女性生存困境的元凶——父权社会的暴力。另外,小说中的故事不是单向向未来发展,而是未来、过去双向前进。过去的父权暴力并未真正过去,而是以复影的方式重生,因此克兰弗德镇的女性乌托邦只是一个假象。何况这个所谓的乌托邦并不自闭、自足,它的边界不断被外部的入侵打破,它甚至阻挡不住内部女人向外部世界凝视的眼睛。通过折叠的时间和游离的边界,盖斯凯尔揭示出了女性极端抵制男性和外部世界的自我矛盾和荒谬。另外,隐含作者的干涉将克兰弗德镇置于外部的工业化进程背景下,点出女性在父权社会发展中的从属、被动地位。除此之外,主要叙述者玛丽·史密斯通过从旁观人-叙述者到代理人-叙述者的转变,逐步影响故事发展,促进两性和解、阶级融合以及克兰弗德镇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互动。就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而言,重复-前进模式明显,相似起因的事件向不同的、更好的结果发展,克兰弗德镇就在这一次次的重复-前进中不停变化,迎来新的面貌。本文借助布斯和费伦的修辞性叙事理论,从修辞策略的角度来研究《克兰弗德》的叙事技巧和小说主题的关系,探索《克兰弗德》一书的叙事艺术,挖掘出盖斯凯尔对于一个两性平衡、阶级和谐的美好社会的主张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