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新纪录电影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诠释了一个全新的真实观,重新确定了虚构手法在纪录片中的地位。新纪录电影整合了敏锐的观察、机智的采访、流畅的剪辑、微妙的隐喻、理智的辨析,是一个有内涵的、丰满的有机整体,这个有魅力的机体激发了观众寻找真相的兴趣。受新纪录电影理念的影响,自上世纪90年代,我国纪录片理论,由对“真实”的绝对崇拜转向对“真实”的认真反省。我国纪录片终于冲破了纪实的樊笼,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虚构”这一表现手法。一时间,“真实再现”成了时髦风气,对它的使用不再是小心翼翼而是堂而皇之。一些纪录片创作者以“真实再现”来逃避再现现实的艰难险阻,抑或是以虚构来吸引眼球,仅仅为了提高收视率就将纪录片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抛之脑后。无疑,中国对新纪录电影的移植有“取其形,遗其神”的倾向。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似乎要从“纪实”的误区走入“虚构”的怪圈。究其根源,既有客观的社会背景,也有主观的认识问题。在人们的理念中,新纪录电影与娱乐划上了等号,与流于欺骗的形式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对新纪录电影理念与精神的涂改与曲解。鉴于以上认识的误区,笔者尝试在影像表意的框架之下,探讨新纪录电影这种以虚构为表征的叙事策略与动机,通过对表意症候的解析,挖掘其内蕴的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理性价值和独立精神。新纪录电影运用了新的表意手法,精心设计策略、组织材料,引导观众,对已经盖棺定论的真相进行刨根问底地调查。在调查中,借鉴了故事片的叙事模式,以更富有感染力的形式呈现追击真实的过程,他们相信观众有能力从中发现答案。新纪录电影主张的“新虚构”理念,不是他们为了思想懒惰而找的借口,也不是为了追逐视听感官上的刺激。相反,他们是怀着对真实的严肃追求,精心地运用策略,尝试对纷繁斑驳的世界“去蔽”。虽然,新纪录电影的手法并不是完美和万能的,但是其创作者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在娱乐浪潮的裹挟下,纪录片不能将社会性表述置换成娱乐性表述。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不能仅仅为了提供视觉的消遣,更应该放在启迪民众、共同参与和建构公正理想的生活上。纪录片导演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应该怀着对宰制力量的质疑和对公众的救赎,致力于将纪录电影作为参与社会发展进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