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外无独立内无民主,先进的中国人试图寻求“主义”救国救民,于是乎各种外来的“主义”纷纷涌入中国。时人都以谈论和研究“主义”为时髦,连北洋御用政客安福系王揖唐也谈论起了社会主义,胡适实在是“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1917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接着蓝公武、李大钊先后发表持不同意见的评论,引发了胡、李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及“问题”解决途径之论争。在这场规模不大和为时较短的争论中,双方观点有异有同,彼此都赞同“主义”的重要性,反对空谈“主义"和“主义”的教条化,但他们毕竟信奉不同的主义,所以对“问题”的解决途径,胡适主张用实用主义方法,即一点一滴地进行改良;而李大钊则主张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将社会问题根本解决。　　 “问题与主义”之争有意无意地切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20世纪的时代课题,其争论的内容也闪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火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声。但它毕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提示,因而“问题与主义”之争仅仅是认知阶段的学理之争,其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也还只是朦胧的和不自觉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准备不足,在认识上存在偏差。更重要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觉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意识,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此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当代价值。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今天,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立足中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