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拉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领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亦是对当代文化批评影响最大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开创了无意识理论,将长期以来隐匿于晦暗之下的无意识曝光于世人面前,拉康则将无意识从被幽禁于道德和伦理禁忌的罪名中释放。二战后,以美国自我心理学派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流与民主制度达成合作,以心理疏导、净化疗法的方式,根据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对“病人”进行“矫正”,使之通过标准化的塑形,平稳地嵌入社会的运转机制,卸下了弗洛伊德创立之初的激进性,迷失于实用主义,滑向精神病理学的分支。拉康通过架入语言学、结构主义、数学、拓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重新激活了精神分析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阐释力。经由拉康发展后的精神分析,以语言问题为中介,在主体的构成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及其阐释中,挖掘出了新的路径。拉康为当代文学和艺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概念与诠释视角,但受限于其文本刻意的晦涩,以致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即由其理论的不可读导向他人的刻意回避或遗漏,如此又再度限制了其理论的应用。因此,为打破这一僵局,本文力图通过把握拉康的“文学之为圣症”这一判断,作为拉康精神分析文论的总脉络,在文论研究范畴内贯通拉康精神分析与文学的互动关系。本文期望通过探究和延伸文论维度的拉康,为在文学艺术研究领域进一步应用拉康提供某种学术试验田,并从反思视角下重新审视人之主体的存在,以继续开拓精神分析文论的界域。拉康精神分析所涉及的不仅是文学艺术研究的新方法,而且还是现代以来探讨人类文化及人类主体命运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论文第一章从重建宏观认识论的背景入手,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建构及其伦理关怀放置回时代语境。拉康通过“回到弗洛伊德”确立了精神分析中无意识主体的核心地位,并试图对弗洛伊德的精神遗产进行批判性超越。本文认为,“回溯性建构”原则构成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总体方法论。“回溯”是拉康思想发展的中后期对拓扑学的重视与应用的凝缩,它表征了拉康突破线性时间观念、采用贯通的拓扑学空间概念的方法来进行理论的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主体存在的理解。拉康坚持从主体的当下境况出发,其伦理指向的核心始终是主体的恢复。明确了拉康理论产生的认识论背景及其伦理指向后,论文第二章对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作者-作品”关系进行了探究。拉康认为,文学及其书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在书写中字符得以从象征界被解缚,以“是其所是”呈现其自身,是关于主体的真实。并且,藉由这一解缚,主体在书写中抵御了象征界符号的暴力捆缚,获得了无意识欢爽。主体在书写中因坚持自身主体性,填补了主体在象征界被分裂而产生的缺口,对主体进行了凝结,从而能够抵抗来自他者的异化力量。在此,文学对于作者而言,由作为承载主体被象征界贬斥的病体“症状”的档案升格为主体独异性的“圣症”（sinthome）本身。文学乃至其他类型的艺术创作,都具有圣症的性质,它们用对“知”的欲望替换了主体对物的欲望,使主体远离了欲望的吞噬,实现对主体的保护。本章结合拉康对乔伊斯《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分析来展开论述。《芬尼根的守灵夜》在拉康的文论批评中起着某种“总领”作用,拉康通过分析乔伊斯的文学书写确立其圣症概念,并以波罗米安结的第四环来进行拓扑说明。拉康指出,乔伊斯藉由一种流放式的书写,使文字解除了与象征界的缔约,远离了象征界借语言符号潜行的统摄个体的大他者欲望。乔伊斯通过书写为自己进行命名,避免了象征界父之名的失败导致主体的精神病,实现了自身主体性的凝结。乔伊斯及其文学书写的成功,展示了文学（尤其后现代主义文本）作为圣症如何发生并作用于主体。讨论了“作者-作品”关系之后,论文第三章进入“作品-读者”关系层面的分析。基于拉康精神分析以恢复主体性为其伦理目的这一基本立场,拉康精神分析的美学指向主体的自我认知,对文学艺术的观照应当为主体性的恢复而服务。拉康指出,在文学作品中,字符从象征界中解缚,得以复归其自身。字符处于象征界与实在界的临界之位,是象征界无法化约之物。字符作为横亘于象征界的“硬核”,在文本间撑开了拉康所说的三界域之间的裂缝。因此,文学作品为读者提供了跨越边界的途径,读者借由文学可以穿越象征界与想象界的幻象,直面实在界的真相。拉康指出,人类主体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在悲剧性的源初图景中展开,为此探讨主体问题必须回到源头,即古希腊悲剧。在此拉康关注的不是传统的悲剧形式和文本内容,而是安提戈涅式辉煌的悲剧英雄以临界之位指出实在界的真相所在。拉康认为安提澄清了人之主体的存在意义,这一点远比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悲剧所提供的“怜悯”和“恐惧”以及“净化”功能更为基础。怜悯和恐惧的情绪体验,本质上是建立在他者的优先性上,其中预设了对暴力的大他者的权威的服从,安提戈涅则以自身标示了城邦和神界律法所维持的双重幻象的失败。以安提戈涅为代表的崇高客体,是拉康精神分析理想的完全遵从主体欲望之主体,也即拥有自身主体性的理想主体。论文第四章讨论了精神分析从文本进入美学实践层面的可能性与实践方案,主要依据拉康对柏拉图《会饮》的分析展开。分析情境的建构是精神分析的必要环节,它的可移置性使得精神分析的美学观念真正地具有了可实践性。拉康将苏格拉底视作第一位真正的精神分析师,“苏格拉底-阿尔喀比亚德”的“分析师-分析者”关系模式,展示了文学和艺术作为一种理想的分析情境。在分析情境中,拉康指出语言具有的阿伽玛式“赠礼”的功能,即作为无法被象征界客体化也无法接受象征界的秩序收编的本质客体,是拉康意义上的原质之物,它撑开象征界的裂口,为主体指向实在界的真相。此外,主体在分析情境中必然要面对转移与侵凌的问题,转移的基本含义为精神分析关系中分析者对分析师进行无意识投射和情感转移的现象,侵凌则涉及主体的自我与其客体化形象之间的张力关系。拉康指出二者虽然是精神分析的概念,但在主体的日常关系情境中普遍存在。在文学艺术建构的分析情境中,主体能够以预先体验的形式缓解转移与侵凌在日常经验中给主体造成的生存焦虑,从而实现对主体性的守持。拉康通过《会饮》的主题爱若斯将对欲望的讨论引入美-善的关系轴中,建立起欲望-美-善三元模式。拉康颠覆了传统伦理的美-善逻辑,力图揭示在美与欲望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暧昧。拉康以欲望为引线,揭示爱欲表象之下主体自我确证的本质需求。柏拉图以降,哲学通常将欲望与美对立,美与道德是向上的进阶,欲望则是下坠的离心力。精神分析开启的欲望维度将欲望还原为人的本质构成,欲望本身无所谓美丑善恶的关联,因为后者的判断标准乃是依据象征界的律法而定。拉康揭示,与其说美是导向善的诱因,不如说美是临位于主体的欲望及其原乐的一种效果,欲望的符号化是主体复归主体之位的圣症本身。在此意义上,文学艺术作为分析情境对美与正义具有修复功能。基于以上,论文第五章对拉康精神分析视域下文学和艺术的本质进行了提炼。在拉康看来,挣脱了象征界意义捆缚的字符以横亘在象征界中无法被化约的“硬核”形式,作为象征界除不尽的余数,显示了其作为原物的本质。文学艺术向临界点的临位,指示了界域之间的裂缝,并支撑起了另一维度的空间,通向实在界。在此,我们将之归纳为文学所具有的空无之本质。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亦具有在象征界敞开另一重空间的能力,相较于文学书写,它们甚至能更直观地以自身为形式远离意义的暴力锚定,这也是拉康为何格外青睐拓扑图示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学文本以空无的形式提供了容纳主体脱身象征界的存身之所,文本的字符痕迹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展示着主体的内在异化和无意识流动,这种异化和痕迹又以字符的编织效果促生了多样的文学创作。拉康根据文学书写与艺术创作的特质,还指出它们以空无的形式成为无有之有。在此意义上,文学艺术本身就可以作为一种无利害的无有之物,使主体的匮乏不至于受到他者欲望的侵凌。按照拉康的观点,在投入、面对文学艺术的时刻,就是主体由满足欲望的欲望到追问欲望成因的过程。在此,主体被从对欲望的吞噬力量中抽离出来,从而远离欲望对主体的争夺,将对欲望的沉溺转为对欲望的追问上,从“我想要”过渡到“我想要知道”。文学艺术的生产和创造活动就是人之主体追问物的过程,并将主体对被禁忌之物的追求以及物对主体的戕害转换成对物的创造。对于“想要知道”的执着,推动了人类作为主体的创造力,产生了人类文明中斑斓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同时还引发了对异化和压抑主体的制度进行修复的行为,由此促进人类族群的进一步发展。论文第六章对拉康进行反思,讨论了拉康精神分析的激进性及其理论限度的问题。拉康在完成激进的前期探路之后,并未针对象征界提出具体的具有革命实践性的对抗策略。精神分析总是在主体与自身达成“和解”,即达致圣症的时刻,就宣布精神分析的结束,并且,面向实在界的全部选择和责任都划归于主体。拉康忽略了大多数情况下,主体对自身处境的能动效力实际上十分有限,精神分析在此没有承担起理论的指导性作用。与此形成对照,拉康的理论是其他知识和理论领域突破内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强大助推力。女性主义、电影研究、视觉研究等领域凭借拉康的理论资源得以不断更新自身,并表现了更强的理论穿透力。如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本身存在的大量概念叠置现象,拉康的概念和理论所包含的本质性悖论,这使得面对这样复杂而又富有独创性的理论时,必然会引起大量的论证、辩驳和阐释。德勒兹与加塔利、德里达等人与拉康的理论交往与分歧,一方面暴露了拉康理论的限度,另一方面又恰恰印证了拉康所坚持的敞开文本以使之保持开放性的意义。拉康坚持将人类主体置于文明的韧性土壤上,视文学为圣症,旨在为恢复主体性提供一种可靠途径。尤以后现代文本为代表的文学展示着主体的内在异化和无意识流动的痕迹,这种异化和痕迹又反过来促生着多样的文学创作形式。文学艺术提供一个填补主体之匮乏的场域存在,是主体挣脱象征界束缚的可能阵地,是保全主体自身及开拓更多主体生存可能之所在。拉康精神分析对于文学之为圣症的分析,为我们看待文学艺术与主体的未来面向敞开了更多可能性,这是我们今时仍要将视线望向拉康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