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华宗教与社会实践的研究,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观点考察清末民初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变革的相互关系。李提摩太在华活动45年,分别从地方社会、中层社会、上层社会和国际社会这四个层面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影响。他初期在山东、山西两省进行宗教和社会实践切入地方社会的结构,通过赈灾活动促进跨地域社会活动的发展,调整资源配置,从而加速了地方纵向与横向的社会流动；当他发现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关键,就联合其他传教士首先通过文化手段试图转变中间阶层的信仰,希望由他们引导基层民众,再通过政治手段与中间阶层一起影响上层精英从而自上而下地影响中国社会变革。此外,李提摩太还通过国际活动将中国社会内部事务与国际政治文化活动联结起来,加强了世界格局对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影响。在这些活动中,李提摩太等传教士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在西方社会文化中选择恰当的要素转移到中国社会文化当中,并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以接通中西方社会文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社会变革既不是被动地回应传教士,全盘接受西方事物,也没有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由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在上述四个层面都有不同的回应,这种回应通过各个社会群体的行为突显出来。地方社会中民众通过承认、拒绝或利用传教士以维持或改变生存状态,当他们提出革命要求时,由于传教士没有看透中国社会的本质而拒绝引导他们直接改变社会,这使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失去了最根本的生力军。中间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要求壮大自身摆脱现有体制的束缚,因而他们在特定的领域内热烈地回应了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政治改革主张,进而与传教士共同成为极力推动上层社会改革的主力。上层社会政治精英接受传教士和中间阶层的建议与方案,为维护既定的统治利益进行有限的社会改革而最终失败,但中国社会变革却获得了打破桎梏产生新生社会要素的必要条件。而由于传教士的国际活动,中国社会的内部变革也成为形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李提摩太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交汇的这段历史是由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变革二者之合力书写而成的,本文将其称为“合写的历史”。李提摩太以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一方面不断地将外部世界的要素带入中国社会,使之与中国内部本身的社会变革要素相结合,另一方面身处中国社会的他自身便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一种内部力量,通过这两个方面的作用,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将中国社会变革的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推动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因此,原本属于外部他者的传教士扮演了中国社会“内部他者”的角色,影响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总结了西方文化影响下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变革的机制与特点,指出外来因素按照中国社会的结构秩序介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被中国社会文化包容和吸纳,互相整合之后激发新的社会力量促成社会发生巨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