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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后，在“民主”与“科学”浪潮的不断推动下，随着基于对传统史学的反省和批判的“新史学”的诞生，史学界呈现出空前繁荣活跃的局面。思潮的风起云涌、流派的众多纷呈、学术期刊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都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作为新生的传播媒介，学术期刊在20世纪20、30年代得到空前发展，时人曾把1934-1935年的期刊创办高峰期称为“期刊热”或“杂志年”。顾颉刚、谭其骧于1934年3月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与“期刊热”中诞生的大部分刊物一样，有着热闹的开场、艰难的维系和短命的结局，但又与那些在民国学术舞台昙花一现、作辍罔常的刊物不同，直至今天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它不仅是“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初具雏形的重要标志”，还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研究《禹贡》半月刊的专著，有关文章也多以回忆性和介绍性为主，研究性不强。对该刊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说明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状况回顾，研究主题和时段界定，以及研究思路、方法、资料和基本框架等。此外，对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一章，《禹贡》半月刊创办缘起。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欲兴沿革地理之学，这种学术报国的理念与当时强邻呈暴、国土日蹙的背景必有直接联系。但如果仅把半月刊的诞生归于由日寇入侵而被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则不免流于片面。《禹贡》半月刊毕竟是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自有其学术上的来龙去脉。
20世纪20、30年代，顾颉刚所从事的活动并非单一主题，而是几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同时进行，彼此主旨、方法有异，却又相互交织、并行，看似不和谐，却又奇妙地融在一起。这当然与彼时的现实环境大有关联，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出当时学人面临时代变局，在现实和学术之间的思索、挣扎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禹贡》半月刊的创办蕴涵了顾颉刚的多重意旨，其缘起亦非单一，而是寄托了他的多种情怀——有爱国，有学术，有育人，有宣传，也有以刊养学和学以致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禹贡》创刊伊始就同时鲜活地表现出来，而是随着时间和历史场景的变化，不断地交错凸显出来。
第二章，《禹贡》半月刊研究范围的延伸和拓展。随着世局变化和禹贡学会宗旨的演变，半月刊在内容和取向上均有所调整，其发展也可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从初期专研先秦古地理，拓展至对各个历史时期沿革地理的考证，再到趋重于边疆史地和民族演进，反映了禹贡学会紧扣时代脉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操。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提到，半月刊“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需求。”但据笔者考察，真正发生变化应以1936年7月1日出版的第5卷第8、9合期（即“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并在第6卷达到最高峰。若按时间顺序排列，对边疆的关注应是先东北而西北再西南，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在研究内容的地域分布上，刊物承袭了清中叶以来重北轻南、重陆疆轻海疆的传统。在研究手段上，禹贡学会提倡“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其大力倡导的实地考察可谓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一大特点和亮点。
笔者并不同意目前学界绝大多数人所提“转向”一说，即《禹贡》半月刊发生了从沿革地理到边疆史地的“转向”，而认为是其研究范围的延伸和拓展。这是因为，首先，沿革地理内容在半月刊始终占据较大且稳定的比例，“从沿革地理出发、以沿草地理为本”一直是刊物的主脉。纵观各期内容，即便是反映边疆民族的诸多专号，也大体不离沿革地理之本，只不过在研究地域上拓展到了边疆地区。二是顾颉刚所倡导的“大率朴学”的治学方法和精神一直贯穿刊物始终，即便在诸多边疆史地研究专号中，我们也依然能嗅到朴学考据的味道。三是禹贡学会自身提及这一变化时，用的也是“扩充”的说法。
第三章，《禹贡》半月刊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概念，虽早在20世纪初即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却未能得以确立，在相当长时间里呈现不同步的状态。在传统的沿草地理学向现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转型过程中，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刊是最值得重视的标志性事件。在顾颉刚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禹贡》半月刊从传统的沿草地理出发，逐步拓展至边疆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其他方向，并大力提倡实地考察的研究风气，促使沿革地理学不断加强其“地理化”，对新旧学科的转化起到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禹贡》半月刊创办不久，顾颉刚等人就已发现沿革地理这门传统学问的局限，产生了拓展其研究范围的愿望，但对“历史地理”概念的理解还处于一种模糊的“萌芽”状态。1935年3月，半月刊英文译名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说明已经体察到“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之间的区别，意识到自己所涉及的领域已非沿革地理学所能涵盖，开始接受“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概念，将其视为集历史与地理于一体之学科。显然，禹贡学会已把《禹贡》半月刊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专业期刊，而把自身界定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专业研究者。作为我国第一份以“中国历史地理”命名的专业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掀起并引领了一股研究历史地理的风气，在短短几年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职业学者，进而构成了一个近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体制化共同体，形成了具有一定研究“范式”的学术交流网络。这个职业学术群体的出现，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不断拓展、深化，逐步跨越了传统沿革地理的桎梏。禹贡学会的功绩，还在于直接培养了一批来自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专业学者，为历史地理学的持续发展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同时，也应该看到，《禹贡》半月刊对理论建设和西方史学方法论的译介一直重视不够，未能开展对历史地理学自身研究范畴、方法等方面的理论探讨，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此外，半月刊的实际内容仍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沿革地理范围。总体而言，《禹贡》半月刊尽管在研究内容上已由沿革地理开始向历史地理学的其他领域拓展，在方法上亦运用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科学”方法，但尚未从根本上脱离中国沿革地理治学的考据窠臼。
第四章，《禹贡》半月刊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高潮:兼与《新亚细亚》月刊比较。20世纪上半叶，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掀起了第二轮高潮，并将传统的边疆研究推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学术组织中，禹贡学会是抗战爆发前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发起者和重要推动者。
本章选取中国东北、北部、西北三个主要的边疆地区，对《禹贡》半月刊和《新亚细亚》月刊进行比较。两刊的相似之处在于:在发挥期刊的社会功能方面，皆能自觉担负时代使命，有力推动了当时边疆研究的发展;注意将边疆研究与民族研究相结合，并注意运用“中华民族”的概念阐释民族问题，把边疆问题和整个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在研究地域上，由西北地区发展到中国边疆整体乃至周边国家，甚至对以往鲜有关心的海疆亦有所涉猎;在研究内容上，超越了以疆域史为主的传统范畴，扩大至边疆地区的经济、资源、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不再停留在文献的整理和考证上，而是注重运用实地调查手段，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族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两刊的共同缺陷，是在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研究之外，缺乏对边疆研究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这也是民国时期几乎所有边疆刊物的共同缺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边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两刊的不同特点在于:《新亚细亚》月刊是研究边疆问题的专门刊物，而《禹贡》半月刊则是由沿草地理出发，逐渐拓展到边疆史地，故在相关文章数量和研究覆盖面上，后者不如前者;《禹贡》半月刊关于古代边疆史地的研究占绝对优势，而《新亚细亚》月刊对当代及现实问题则更为关注，二者呈互补态势。
《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主要是治古代史地的历史学者，是学术研究呼应时代需要的典型代表，在探求边疆问题上多数走的是质朴的考据之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刊物数量不少，但在内容上多与《新亚细亚》类似。与其相比，《禹贡》半月刊从朴学考据出发的研究方法，可谓独树一帜。另外，禹贡学会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取得的一大批丰硕成果，更大的成就是造就了整整一代边疆史地学人。正因为上述原因，才使《禹贡》半月刊能够在20世纪上半叶学人辈出、刊物如林的边疆史地研究领域里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最后，结语部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危难、生灵涂炭的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民族危机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民族主义思潮亦涤荡、贯穿于当时各个学术派别的研究思绪当中。本文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面对沧海横流的社会巨变和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实需要和客观学术之间找寻平衡的心路历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禹贡学人不因“道里山川之穷远，遂以梗塞而隔阂”，身体力行地履行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的追求，自觉担负起教育、宣传民众的责任，足以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且不论他们对时代贡献如何，这种对学术理想的执着和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已令人感动不已。更为可贵的是，在“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禹贡学人似乎给出了答案——“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此可谓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合理诠释，即便对当代来讲，也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作为新生的传播媒介，学术期刊在20世纪20、30年代得到空前发展，时人曾把1934-1935年的期刊创办高峰期称为“期刊热”或“杂志年”。顾颉刚、谭其骧于1934年3月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与“期刊热”中诞生的大部分刊物一样，有着热闹的开场、艰难的维系和短命的结局，但又与那些在民国学术舞台昙花一现、作辍罔常的刊物不同，直至今天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它不仅是“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初具雏形的重要标志”，还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中，极有光彩地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研究《禹贡》半月刊的专著，有关文章也多以回忆性和介绍性为主，研究性不强。对该刊进行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说明论文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状况回顾，研究主题和时段界定，以及研究思路、方法、资料和基本框架等。此外，对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一章，《禹贡》半月刊创办缘起。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欲兴沿革地理之学，这种学术报国的理念与当时强邻呈暴、国土日蹙的背景必有直接联系。但如果仅把半月刊的诞生归于由日寇入侵而被激发出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则不免流于片面。《禹贡》半月刊毕竟是专业性的学术期刊，自有其学术上的来龙去脉。
20世纪20、30年代，顾颉刚所从事的活动并非单一主题，而是几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同时进行，彼此主旨、方法有异，却又相互交织、并行，看似不和谐，却又奇妙地融在一起。这当然与彼时的现实环境大有关联，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出当时学人面临时代变局，在现实和学术之间的思索、挣扎和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禹贡》半月刊的创办蕴涵了顾颉刚的多重意旨，其缘起亦非单一，而是寄托了他的多种情怀——有爱国，有学术，有育人，有宣传，也有以刊养学和学以致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并不是《禹贡》创刊伊始就同时鲜活地表现出来，而是随着时间和历史场景的变化，不断地交错凸显出来。
第二章，《禹贡》半月刊研究范围的延伸和拓展。随着世局变化和禹贡学会宗旨的演变，半月刊在内容和取向上均有所调整，其发展也可大体分为几个阶段。从初期专研先秦古地理，拓展至对各个历史时期沿革地理的考证，再到趋重于边疆史地和民族演进，反映了禹贡学会紧扣时代脉搏，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操。
《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提到，半月刊“自第四卷起，更注重于边疆及水利，以期适合现代之需求。”但据笔者考察，真正发生变化应以1936年7月1日出版的第5卷第8、9合期（即“西北研究专号”）为起点，并在第6卷达到最高峰。若按时间顺序排列，对边疆的关注应是先东北而西北再西南，说明刊物趋重的方向与当时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在研究内容的地域分布上，刊物承袭了清中叶以来重北轻南、重陆疆轻海疆的传统。在研究手段上，禹贡学会提倡“一赖实地调查，一在考究典籍”，其大力倡导的实地考察可谓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一大特点和亮点。
笔者并不同意目前学界绝大多数人所提“转向”一说，即《禹贡》半月刊发生了从沿革地理到边疆史地的“转向”，而认为是其研究范围的延伸和拓展。这是因为，首先，沿革地理内容在半月刊始终占据较大且稳定的比例，“从沿革地理出发、以沿草地理为本”一直是刊物的主脉。纵观各期内容，即便是反映边疆民族的诸多专号，也大体不离沿革地理之本，只不过在研究地域上拓展到了边疆地区。二是顾颉刚所倡导的“大率朴学”的治学方法和精神一直贯穿刊物始终，即便在诸多边疆史地研究专号中，我们也依然能嗅到朴学考据的味道。三是禹贡学会自身提及这一变化时，用的也是“扩充”的说法。
第三章，《禹贡》半月刊与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概念，虽早在20世纪初即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却未能得以确立，在相当长时间里呈现不同步的状态。在传统的沿草地理学向现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转型过程中，禹贡学会的建立和《禹贡》半月刊的创刊是最值得重视的标志性事件。在顾颉刚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禹贡》半月刊从传统的沿草地理出发，逐步拓展至边疆地理、经济地理、自然地理等其他方向，并大力提倡实地考察的研究风气，促使沿革地理学不断加强其“地理化”，对新旧学科的转化起到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禹贡》半月刊创办不久，顾颉刚等人就已发现沿革地理这门传统学问的局限，产生了拓展其研究范围的愿望，但对“历史地理”概念的理解还处于一种模糊的“萌芽”状态。1935年3月，半月刊英文译名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说明已经体察到“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之间的区别，意识到自己所涉及的领域已非沿革地理学所能涵盖，开始接受“历史地理”这一学科概念，将其视为集历史与地理于一体之学科。显然，禹贡学会已把《禹贡》半月刊视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专业期刊，而把自身界定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专业研究者。作为我国第一份以“中国历史地理”命名的专业学术期刊，《禹贡》半月刊掀起并引领了一股研究历史地理的风气，在短短几年迅速吸引了一大批职业学者，进而构成了一个近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体制化共同体，形成了具有一定研究“范式”的学术交流网络。这个职业学术群体的出现，使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不断拓展、深化，逐步跨越了传统沿革地理的桎梏。禹贡学会的功绩，还在于直接培养了一批来自历史学科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专业学者，为历史地理学的持续发展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生力军。
同时，也应该看到，《禹贡》半月刊对理论建设和西方史学方法论的译介一直重视不够，未能开展对历史地理学自身研究范畴、方法等方面的理论探讨，没有形成系统的科学方法论体系。此外，半月刊的实际内容仍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沿革地理范围。总体而言，《禹贡》半月刊尽管在研究内容上已由沿革地理开始向历史地理学的其他领域拓展，在方法上亦运用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科学”方法，但尚未从根本上脱离中国沿革地理治学的考据窠臼。
第四章，《禹贡》半月刊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二次高潮:兼与《新亚细亚》月刊比较。20世纪上半叶，在内忧外患的压力和寻求强国富民的动力交相推动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掀起了第二轮高潮，并将传统的边疆研究推向一门发展中的现代边缘学科。在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众多学术组织中，禹贡学会是抗战爆发前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发起者和重要推动者。
本章选取中国东北、北部、西北三个主要的边疆地区，对《禹贡》半月刊和《新亚细亚》月刊进行比较。两刊的相似之处在于:在发挥期刊的社会功能方面，皆能自觉担负时代使命，有力推动了当时边疆研究的发展;注意将边疆研究与民族研究相结合，并注意运用“中华民族”的概念阐释民族问题，把边疆问题和整个民族的振兴联系起来;在研究地域上，由西北地区发展到中国边疆整体乃至周边国家，甚至对以往鲜有关心的海疆亦有所涉猎;在研究内容上，超越了以疆域史为主的传统范畴，扩大至边疆地区的经济、资源、文化、民族、宗教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不再停留在文献的整理和考证上，而是注重运用实地调查手段，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民族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两刊的共同缺陷，是在历史研究和现状调查研究之外，缺乏对边疆研究理论的探讨和研究，这也是民国时期几乎所有边疆刊物的共同缺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边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两刊的不同特点在于:《新亚细亚》月刊是研究边疆问题的专门刊物，而《禹贡》半月刊则是由沿草地理出发，逐渐拓展到边疆史地，故在相关文章数量和研究覆盖面上，后者不如前者;《禹贡》半月刊关于古代边疆史地的研究占绝对优势，而《新亚细亚》月刊对当代及现实问题则更为关注，二者呈互补态势。
《禹贡》半月刊的作者群主要是治古代史地的历史学者，是学术研究呼应时代需要的典型代表，在探求边疆问题上多数走的是质朴的考据之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刊物数量不少，但在内容上多与《新亚细亚》类似。与其相比，《禹贡》半月刊从朴学考据出发的研究方法，可谓独树一帜。另外，禹贡学会对中国边疆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取得的一大批丰硕成果，更大的成就是造就了整整一代边疆史地学人。正因为上述原因，才使《禹贡》半月刊能够在20世纪上半叶学人辈出、刊物如林的边疆史地研究领域里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最后，结语部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处于民族危难、生灵涂炭的抗战时期，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悍然入侵，民族危机问题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民族主义思潮亦涤荡、贯穿于当时各个学术派别的研究思绪当中。本文让我们清晰地看到，面对沧海横流的社会巨变和愈演愈烈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是如何在现实需要和客观学术之间找寻平衡的心路历程。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禹贡学人不因“道里山川之穷远，遂以梗塞而隔阂”，身体力行地履行知识分子学术救国的追求，自觉担负起教育、宣传民众的责任，足以让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令人肃然起敬的身影。且不论他们对时代贡献如何，这种对学术理想的执着和对国家、民族的关切，已令人感动不已。更为可贵的是，在“科学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禹贡学人似乎给出了答案——“在真实的学识里寻出一条民族复兴的大道来”。此可谓对时代精神的一种合理诠释，即便对当代来讲，也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