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在全球被广泛接受,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成为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挑战就更为严峻。大量的发展资源需要依赖进口,而中西部地区大片国土生态脆弱,面临生态系统失衡的严峻形势。同时,长期发展落后的现状使得我们发展初期出现盲目崇拜GDP,尤其是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无序发展,使得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认识不断增强,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所以对中国而言,坚持绿色理念,坚持绿色发展就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的实践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也在进行转型。经济发展开始综合考量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和谐统一。但是已有研究发现绿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与思想意识、管理服务水平、政策法规、资源、基础设施等发展环境息息相关,所以全面系统分析这些环境影响因素构成以及其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成为快速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其次,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评估,又是发展绿色经济时管理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需要深入研究这些影响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做大做强绿色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另外,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科学评估不仅有利于对绿色经济环保监管,而且也有利于制定差异化的节能减排政策。因此,考虑推动绿色发展的实践方式的差异,本文从产业、城市、省和国家四个视角,分析了不同情况下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研究了这些因素对相关环境度量指标的影响机理。最后,基于效率视角,实现对中国各省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具体研究内容如下所示:第一,中国制造业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制造业是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体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保障制造业在满足环保要求的情况下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制造业作为工业部门中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之一,确定其二氧化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对于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至关重要。中国各地域发展不均衡,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为此,本文改进了STIRPAT模型,通过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能源强度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和能源强度在不同的制造业碳排放水平下和不同区域下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具有明显的异质性,且经济增长对制造业的碳排放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碳排放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越高排放省份的经济增长对其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越大。此外,FDI在制造业高排放省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证明了中国制造业存在污染天堂假说,而不存在光环效应假说。能源强度的降低对于碳排放的减少并未产生积极的作用,越高排放省份的能源强度对其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越大,说明中国制造业存在能源回弹效应。最后,证实了中国制造业存在巨大的减排空间。第二,城市创新能力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城市经济的绿色发展是中国绿色发展的重要代表。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涉及资源、人口、空间、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技术进步和创新是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此,本文在对城市雾霾的主要污染物PM2.5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参考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式,构建了相应的空间滞后模型（SLM）。从人口密度、经济增长、城市交通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耗、城市蔓延以及科技创新能力角度研究评估城市PM2.5的聚集的时空动态关系,揭示科技创新能力对PM2.5排放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城市PM2.5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PM2.5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N型曲线关系,但是没有极值点存在,经济增长相对PM2.5排放呈单调递增关系;城市人口密度、能源消耗、交通水平的提高共同加剧PM2.5污染排放,而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显著抑制PM2.5污染的排放。FDI对PM2.5污染表现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蔓延度对PM2.5污染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经济增长、FDI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从国际来看,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均GDP还处在较低水平,绿色经济首先还是要强调发展,并且是良性的循环发展。我们根据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环境质量影响的三种途径建立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从规模效应来看,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GDP总量的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说明这些因素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技术效应看,单位工业产出的环境污染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和FDI的提升而降低,这表明人均GDP的增长对降低边际环境污染具有显著作用。从结构效应分析看,人均GDP的增长对工业产出占GDP的比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地区FDI增加有助于降低第二产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比重,实现产业转型和升级。第四,可再生能源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就是大规模工业化。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能源,而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很高,大量能源消耗帮助我们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得优化我们的能源供给结构,在满足工业对能源需求的同时,又不影响环境质量。发展可再生能源就成为可行的途径。研究结果表明,对金砖国家而言,金砖国家小组的变量（能源-产出-排放关系）之间存在完全的三元关系（trilateral relationship）。但是对中国自身而言,产出变量（人均GDP）和排放变量（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金砖国家小组和中国单个的结果都表明: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既可以提升人均GDP,也可以显著降低CO2排放。另外,金融发展（FD）对金砖国家小组和中国自身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占比提升都有十分显著的作用。金融发展可以简化资本积累和能源采购融资过程,有助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进行更多的投资,从而帮助中国和金砖国家整体能够从“绿色技术”转让中获益。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说明,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是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途径。另外,金融发展在降低中国可再生能源融资成本方面具有积极作用。第五,绿色经济发展效率评价研究。绿色发展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引领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的关键。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节能和减排是提高经济效率的主要抓手。因此,单纯的经济增长率作为发展绩效已不满足要求,绿色发展模式下,新的经济效率测算就成为重中之重。本文基于网络数据包络分析方法（Network DEA）和DEA窗口分析,科学选择评价指标,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动态变化和地区差异进行了多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