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鸣寺是南京颇负盛名的佛教寺院,以其前身为南朝名刹同泰寺著称。自明洪武改建以来,鸡鸣寺的香火长盛不衰,历经数百年社会变迁,留有大量的历史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鸡鸣寺并非只有宗教这一种面相。其一,它为人们提供了追忆国家历史、进行城市想象的情感空间与文化创造空间;其二,它是城市居民重要的公共娱乐、休闲空间;其三,国家、社会个人及群体对鸡鸣寺的空间特质加以利用,使其成为公共集会、举行政治仪式、进行外事活动的场所;其四,它是各种公开的,或者秘密的社会网络铺开、强化与再生成的媒介。因此,本文将着眼于鸡鸣寺作为城市公共空间这一特性展开研究,展示鸡鸣寺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探讨近代南京城市社会的变动对鸡鸣寺的影响,并总结鸡鸣寺所具有的极大的公共性对其自身以及南京城市社会的意义。本文通过传世文献、碑刻史料与南京城市考古最新成果的结合分析,厘清鸡鸣寺物质的历史。明以来鸡鸣寺的地理位置固定,其内部规制演变却引起了主要信仰由宝志公（男性中心）向观音大士（女性中心）的转变。同时,本文指出鸡鸣寺的前身并非同泰寺,这一历史追认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具有重要意义。与同泰寺的联系,吸引了历代名人的登临、题咏,鸡鸣寺被塑造成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六朝”意象符号之一,成为南京宗教的、同时也是游览的胜地。“六朝”、“金陵王气”则成为南京城市历史记忆与想象的一贯路径,使南京的城市形象与文化气质带上了悲伤、颓败的色彩。在抗战沦陷时期,这一以国家兴衰为主题的意象符号与沦陷区民族主义情感产生共振,嬗变为宣泄民族主义情感的载体。在明清以来江南城市生活发展的基础上,近代南京城市社会变迁赋予了鸡鸣寺极大的公共性。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宗教节庆,鸡鸣寺均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前往游赏,种种城市活动随之展开,鸡鸣寺被浸透而成一世俗生活的场域,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来说意义是巨大的。来往于鸡鸣寺的人群,有城市精英,有普罗大众,也有乞丐难民。鸡鸣寺成为连接城市各个阶层的纽带,同时也是雅、俗文化的独特连结点,呈现出新、旧交杂的新特质。在近代社会变迁中,传统文化精英在鸡鸣寺中的活动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是他们对日益边缘化命运的一种因应,在近代寻求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公共空间的特性使鸡鸣寺与社会各阶层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一方面,这是寺院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它被各种社会力量所侵占,超越作为宗教场所的基本功能,以多种形式为国家权威或私人利益服务。在各种私人的利用下,鸡鸣寺有时是公共政治意识诞生的场域,有时是国家与个人或团体以相对平等的资格进行对话、协商的场所。在某些历史的特殊时刻,它见证了西北军进行历史书写与合法性建构的过程;并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参与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许多大事。本文对鸡鸣寺的公共空间特性加以检讨,认为尽管鸡鸣寺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在近代,鸡鸣寺确实促进了公共政治意识的诞生,在人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作用。鸡鸣寺作为城市中的一种公共空间,其价值在于为人们提供了进行社会交往的渠道。在近代传统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家族组织被打破的背景下,人以个体的身份进入到社会这个更大的“群”中,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因此,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其必要性。极大的公共性使鸡鸣寺成为多张关系网络重叠交织、生成扩张的平台,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社会网络活跃其中,留下了大量的活动痕迹。以鸡鸣寺为中心展示的南京城市历史中,地缘、学缘、业缘等社会网络发挥了长久的作用。在战时的特殊环境下,寺院则更容易被秘密社会利用来作为扩展其社会网络的场所。以鸡鸣寺为个案的研究,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近代南京城市社会运作原则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