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工业革命推动全球经济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文明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而与此同时人类活动也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在国际环境保护的诸多领域内制定了大量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环境条约。由于多边环境条约义务与经济利益关系密切，不履行这些义务常常会使国家获利，因而多边环境条约时常出现履行不力的情况，并使得多边环境条约难以缓解国际环境问题。由于国际环境保护问题有整体性、潜伏性、不可逆性等特点，国际法中传统的争端解决方式难以起到真正解决问题的作用。国家责任制度在国际环境问题中难以确定加害方与受害方的情况下，无法对环境受到侵害的国家进行赔偿；国际诉讼和仲裁只能对已经发生了的不可逆的环境污染事故加以处理，而不能真正预防或阻止损害的发生；报复、反报等反措施则与全球环境保护的目的相违背，一国对环境的破坏不能免除受害国作为报复的环境破坏行为的违法性。《蒙特利尔议定书》第四次缔约方会议上建立起的“不遵守情事程序”则为国际环境法律争端的解决开创了新的途径。“不遵守情事程序”的诞生经历了三个阶段：1987年议定书通过之前，1990年“不遵守情事程序”草案通过之前，1992年“不遵守情事程序”正式通过之前。《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组织机构包括缔约方会议、秘书处和作为财政机制的多边基金，并建立了管理和监督议定书的遵守情况的履行委员会。“不遵守情事程序”有三种启动方式，分别是别国举报、秘书处启动和缔约国自我申报。经履行委员会建议，缔约方会议可以认定国家是否属于不履行条约义务，并作出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供咨询、建议、协助；给予资金援助、技术支持，提供关于进一步遵约的咨询意见，要求提交关于遵约的执行计划和定期报告；公布不遵守情况，予以警告，以及中止相关权利与特权等。“遵约”是保证多边环境条约实现其缔约目的、实现有效性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保障遵约具有其独立的规范性价值，但最终应该为条约的有效性服务。本文运用国际关系学理论对国家为何会/不会遵守国际法律规范进行分析，在承认环境利益的驱动是国际环境条约得到遵守的原因之一的同时，认为通过激励机制对国家进行积极引导使国家产生自愿遵循国际法的意愿，并逐渐形成遵循规范的惯例更为可取。在臭氧层保护问题上，《蒙特利尔议定书》的“不遵守情事程序”取得了成功，在国际环境保护的其他领域这一程序可以推广适用。随着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增进全球生态环境公益已成为各国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共识，共同的环境利益也已成为进一步加强国际环境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应当以国际环境合作为契机，积极参与到国际环境条约遵约机制的建设与完善工作中，并从遵约计划和方案的制定、国内环境法对国际环境条约的适用，以及遵约监管的机构建设三个方面来强化国际环境条约的遵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