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WTO服务贸易补贴法。研究围绕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5条服务贸易补贴“内置式议程”展开，探讨范围包括服务贸易补贴的定义、服务贸易扭曲效果认定、服务贸易补贴救济措施等本领域基础性问题。作者有意借鉴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规范货物贸易的立法经验。但是，主要是因为WTO服务贸易涵盖范围包括四种不同模式，其中只有模式一“跨境提供”与货物贸易特点相似，使得服务贸易补贴和反补贴规则探讨需要分模式进行。模式四“商业存在”情形下可能出现东道国和母国政府同时补贴并提出如何反补贴的问题。在不同服务提供模式下，如何理解服务贸易补贴与各成员服务减让承诺、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非违约之诉等《服务贸易总协定》其他纪律的关系，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由于十多年来服务贸易规则谈判鲜有进展，WTO争端裁决案例也从未触及这些基本问题，以上探讨具有较强的学理尝试性。　　 除了围绕WTO相关纪律进行学理研究，作者还借鉴在服务贸易补贴立法和争端裁决领域实践较多的欧盟经验，主要是《里斯本条约》第107-109条（即前《欧共体条约》第87-89条）关于“国家援助”的内容。在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涵盖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作者以银行服务和文化服务为例试图分析服务贸易补贴法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程序。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服务贸易补贴定义基本适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货物贸易补贴定义。服务贸易补贴立法应当针对四种服务提供模式分别设立。无论国民待遇栏下承诺如何，WTO成员都没有义务在模式一“跨境提供”和模式二“境外消费”情形下对境外服务提供者提供补贴。作为《服务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四个规则议题之一，服务贸易补贴与其他三个规则议题存在相辅或相抵的关系。在多哈回合服务贸易谈判两大议程中，服务贸易补贴规则谈判对于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影响深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由于其补贴服务贸易的能力不及发达国家，推动服务贸易补贴多边规范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本文第一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综述及其改革”。《服务贸易总协定》推动人们认识服务贸易重要性。但是，该协定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贡献至今微乎其微；过去十年服务贸易自由化取得的成果并非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当初起草者面临的挑战至今依然存在，即如何在具有实际约束效力的多边纪律和跨部门、多模式、多成员的广泛适用范围之间求得适当平衡。服务贸易多边谈判的四个方向性议题，即电子商务、自然人流动、争端解决和自由化谈判模式，都与服务贸易补贴密切相关。　　 本文第二章为“服务贸易补贴：在自由贸易和公共政策之间”。服务贸易补贴可能造成贸易扭曲效果，损害多边贸易体制下自由贸易增进各国福利的有效性，因此应当支持建立服务补贴多边纪律。但是，如果仅仅从贸易扭曲角度分析补贴问题则是片面的。从另一角度看，必须承认存在一些非贸易目标的补贴活动，它们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实现社会公平和特定政策目标。补贴的双重性质，对于正在进行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五条谈判具有重要影响。本章结合比较优势理论、《补贴协定》和《农业协定》“绿色补贴”纪律、《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政府职权”定义、以及欧盟国家援助法展开讨论。　　 本文第三章为“服务贸易定义与贸易扭曲效果”。借鉴《补贴协定》补贴定义来确定服务贸易补贴的定义是可行的。《补贴协定》的补贴定义虽然是针对货物贸易的，但是，该定义几乎涵盖所有的公共资金支持行为。《补贴协定》判断贸易扭曲效果的“专项性”标准，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条件下补贴“贸易扭曲效果”的判断。本章分别探讨出口补贴行为、进口替代补贴行为以及转移投资补贴行为等贸易扭曲行为。特别指出在服务提供模式三“商业存在”情况下，出口补贴和投资转移补贴可能存在交叉。　　 本文第四章为“与服务补贴相关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范”。在缺乏专门纪律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其他相关条款规制服务补贴行为。国民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ⅩⅦ)条）、最惠国待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Ⅱ)条）以及非违约之诉(《服务贸易总协定》第(ⅩⅩⅢ)(3)条)均对服务补贴行为起到规范作用。本章将分别介绍这些条款适用服务补贴行为的可能性和具体途径。鉴于服务补贴规范旨在消除对待境内外服务的差别或歧视待遇，笔者还对认定歧视的基础问题即服务同类性(likeness)问题予以分析，包括“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同类性问题、不同提供模式之间的同类性问题等。　　 本文第五章为“服务补贴救济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特别提到“谈判还应处理反补贴程序适当性问题”。本章因此首先探讨反补贴措施在服务贸易环境下的可行性问题，着眼于调查阶段、执行阶段可能遇到的技术难题，尤其是服务原产地认定问题。此外，还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现有纪律中服务补贴救济的纪律进行分析，这主要指《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3(3)条“非违约之诉”。笔者通过借鉴货物贸易非违约之诉的判例，分别对服务贸易非违约之诉的三个要件作出分析。　　 本文第六章与第七章为“服务贸易补贴与乌拉圭回合剩余议题”。第六章首先从贸易谈判史角度陈述“乌拉圭回合剩余议题”，即“紧急保障措施”（第Ⅹ条）、“政府采购”（第(ⅩⅢ)条）、“补贴”（第(ⅩⅤ)条）以及“国内纪律”（第(Ⅵ).4条），重点介绍四个规则议题的纪律现状和谈判要点，并且指出多数发展中国家推动补贴规则力度不大的原因。第七章以服务贸易补贴议题为纽带，创造性地分析乌拉圭回合剩余议题之间的相辅、相抵关系。在补贴和政府采购议题关系方面，政府高于市场价格实施采购可能发生补贴企业的效果。在补贴和国内纪律议题关系方面，歧视性国内立法发生隐性补贴效果，这种“国内法的间接补贴作用”置于“国内纪律”规则谈判议题为妥。在补贴和保障措施关系方面，由于进口产品激增扰乱国内市场，选择补贴本土服务提供商比采取保障措施更为可取。　　 本文第八章为“区域贸易协定与服务贸易补贴”。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补贴纪律相比WTO服务贸易补贴纪律并没有进步，但以欧盟“国家援助法”(StateAid)为例外。《欧共体条约》第87-89条对“国家援助”事项作出集中规定。欧盟“国家援助”主要以各种补贴形式对包括服务产业在内的事项予以援助。本章特别探讨了金融危机期间欧盟执行《欧共体条约》第87.3(b)的情况。在总结我国服务贸易区域一体化实践基础上，提出“扬长避短，渐进开放，有予有取，积极推进”的RTA战略方针，以及具体谈判策略和工作重点。　　 本文第九章为“金融危机期间政府补贴银行服务的法律分析”。《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金融危机期间各国的补贴纪律约束性有限，主要是因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第十五条“补贴纪律”不具有执行性。但是这并不意味各国的补贴活动可以任意进行。《服务贸易总协定》至少有三项纪律可以用来规范“政府补贴银行服务”的活动，即第17条“国民待遇”、第6.1条“合理、客观和公平原则”和《金融服务附件》“审慎例外原则”。本章分别分析这三项纪律，特别指出“审慎例外原则”可以豁免适用“国民待遇”和“合理、客观和公平原则”。“审慎例外原则”要求在确保各成员金融稳定和企业充分竞争之间求得适当平衡。　　 本文第十章为“视听服务补贴与‘文化强国’”。视听服务具有商业性和文化性双重属性。在多边谈判进程中，为了适当关照视听服务的文化特征，笔者提出两个方案：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增加“保护文化身份或价值”的内容：或者为了确定具有文化价值的视听产品，以产品价值为准实施数量限制，然后对符合条件的产品给予补贴。本章也从国际法视角对我国振兴文化产业的时代要求作出回应，认为中国在符合《加入议定书》的基础上，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文化产业实施补贴。从服务贸易多边规则和市场准入谈判观察，中国文化补贴的合法空间仍然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