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又名《南华真经》，是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所著，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历史上各家各派对《庄子》一书都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本文以清代郭庆藩所辑录《庄子集释》为底本，选取了晋人郭象的《庄子注》和唐人成玄英的《庄子疏》，两者都对庄子加以论断和改造，形成了独特的阐释风格。郭象是魏晋玄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庄子的注从“崇有”出发，目的是驳斥当时社会风气以“无”为尊而致使的过分虚无和空谈状况；而初唐的成玄英是一名受皇帝重视的道士，他博古通今，精通道、佛典籍，殚精竭虑三十年撰得《庄子疏》，引用佛教中观思想，仍意在重新对原始道家思想进行重组。郭象的《庄子注》与成玄英的《庄子疏》可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二者分别对《庄子》一书进行了不同方面的阐释，通过这种阐释宣泄了不同的理念。从二者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庄子》的再现，而是注释者背后的时代风貌，可谓正是“六经注我”。从这个层面来说，郭象与成玄英不仅仅是对《庄子》进行解释，而是以注解《庄子》达到一种“重建秩序”的目的。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郭、成二人对《庄子》的继承和改造，呈现出注疏对《庄子》原文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正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才可以更深刻的感知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背景对同一著作《庄子》加之的影响，通过比较再创造后的文本探求产生差异的原因。由于任何思想的生成都不是单一的力量促使的过程，而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本文着手于此，试图扩大分析的眼界，进行多元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