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非典肆虐中国;2005年,禽流感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而作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的最严重的传染病-艾滋病的嚣张气焰更是日趋高涨。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UNAIDS/WHO)统计:截至到2005年底,全球共有4030万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而自1981年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死去的艾滋病人已达2800万,并且每年都有超过300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着,全球目前同均新增14000位感染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健康危机正日益威胁着人类,无数垂危的生命等待着被救治。而事实情况表明,患者往往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只能绝望的等待着死亡的降临。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表面来看,其原因是药品费用的昂贵限制了病人对药品的获取。而其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由于药品专利制度使药品制造商控制了药品的制造和销售,从而使药品成本大大提高。为此,国际社会对Trips协议下公共健康和知识产权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WTO组织内部也将公共健康纳入到Trips协议进行讨论,并于2001年11月通过了《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宣言》(即《多哈宣言》),试图形成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制度的利益制衡机制,其措施涉及强制许可制度、权力用尽与平行进口等。接着,又颁布了为寻求具体解决方案的《关于协议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第6段的实施决定》,以及正式通过了协定第31条修正案。这一系列协议虽暂时缓和了矛盾,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些规定来解决所面临的公共健康危机,是一条漫长的路,任重而道远。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公共健康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制定上,应该充分利用Trips协议的相关灵活性条款,从而能缓解本国的公共健康危机。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的规则制定上,应该加强同其他发达国家的协调配合,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外交活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向着更加平衡的状态发展。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主要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制度之冲突,包括药品可及性与药品专利保护之间的张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张力和知识产权与人权之间的张力进行了叙述;论文第二章至第四章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对公共健康与药品专利制度在Trips协议下的协调措施进行了论述,具体包括平行进口、强制许可和Bolar例外;第五章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提出了具体的应对策略;第六章对本文进行总结性的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