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全球企业合并浪潮,无形资产特别是商誉在企业总资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商誉会计的处理一直是会计理论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问题,我国财政部于2006年2月颁布了新《企业会计准则》,其中关于商誉的会计处理问题较旧《企业会计准则》有了较大的修订,尤其是单独提出了“商誉减值准备”,并对其会计处理做出了详细规定。基于目前国内理论界对商誉会计的研究多集中在商誉的初始确认和计量等方面,很少对商誉后续计量的具体方法和披露进行单独的系统研究,因此,本文以新《企业会计准则》在商誉会计处理方面的主要变化为背景,将研究角度细化为商誉减值的会计处理,并重点研究其相关信息披露的问题。本文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随着越来越频繁发生的企业合并活动而确认的商誉面临着更高的减值风险,而企业在年报中披露商誉减值信息仍然具有自主选择空间。因此,研究商誉的减值处理问题,尤其是商誉减值信息的披露问题,在当前更具有实践意义。本文从商誉减值处理和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入手,分析了商誉减值处理的具体内容和会计信息披露的类型及基本原则,并将两者结合起来,重点讨论商誉减值信息的披露问题。随后,本文比较了我国商誉减值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美国会计准则在商誉减值的计量和披露方面的异同,分析三方准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优劣,发现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和差距。另外,本文通过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数据对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的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随后,又从中选择了三家对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程度不同的上市公司,分析其如何对商誉减值信息进行披露,发现披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本文针对实证部分的现状分析数据,得出我国商誉减值信息披露情况的结论,即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信息披露的现状并不乐观,大部分企业均不能充分披露商誉减值的相关信息。同时在海内外上市的公司对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要求较高,能够较充分地披露商誉减值信息,而仅在我国内地上市的公司在进行商誉减值信息披露时的自主选择空间较大。本文认为,需要在准则的规范、外界的监督和从业人员能力的提高三个方面来不断完善我国商誉减值信息的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