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非传统安全中的自然灾害危害显著，已成为突破国家疆域边界，关系到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重大自然灾害不仅需要受灾国的危机管理，而且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危机合作。灾害危机与国际关系联系逐渐密切，给予受灾国及时的、人道的、无偿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已成为国际惯例，因灾害危机而引发的国家间关系互动也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内的新课题。　　中国和日本都是自然灾害频发国，灾害危机普遍存在，相邻的地理位置客观决定了双方对邻国灾害危机的敏感度强，灾害危机互动有迹可循。近年，中日相继遭遇了重大地震灾害，详实且具时效性的资料为案例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可靠依据。在“汶川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中，中国和日本分别作为受灾国和救援国进行了危机应对，两国的关系互动主要表现为以救援行动为桥梁的互动和以媒体报道为载体的互动，互动的成因可总结为政府层面基于国家形象和现实需求的理性考量及民间层面基于共同经历和互助道义的感性回应。两次灾害危机互动的不同之处在于，“汶川大地震”中互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了日本人民对中国认识:在“东日本大地震”中，因“撞船事件”而持续中断的首脑互动被激活，互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修复”了民间对立情绪和两国关系的僵局。　　然而，中日灾害危机互动也存在局限性。纵观两次灾害后的两国关系发展状况不难发现，灾害危机互动的影响只是短期效应，无法对两国关系产生持续和深入的影响，灾害危机互动本身的缺陷及中日之间的认同缺失导致灾害危机互动的积极影响无法成为维持和促进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淀。　　针对中日灾害危机互动的局限性，本文结合危机管理和建构主义进行理论分析。灾害危机管理视角下的阶段性分析反映出中日的灾害危机互动仅发生在应对阶段，缺乏在预防、准备和恢复阶段的互动，这一方面影响危机管理效率和效果的充分发挥，另一方面丧失了通过以上三个阶段互动建构认同的机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日认同分析以亚历山大·温特提出的四个主变量为框架，体现了中日两国在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及自我约束上存在的问题。　　在以上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通过灾害危机合作扩展相互依存领域;灾害危机管理责任生成共同命运感;灾害危机管理机制促进同质性构建;灾害危机管理实践形成自我约束氛围来解决中日灾害危机互动局限性的建议对策，以保持中日两国在危机管理各阶段的持续互动以及相互认同的构建，这既能充分发挥危机管理的效率和效果，又能够使由灾害为契机形成的共同利益与共同责任内化到中日关系的根基之中，在相互认同的价值观念作用下，渗透到两国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模式之中。在此基础上，有助于中日两国秉持“求同存异”态度一同实现两国的共同利益，缓和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摩擦与矛盾，维持和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本文以灾害危机引发的中日关系互动为研究对象，梳理“汶川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中两国分别作为受灾国和救援国的危机应对，总结由灾害为契机展开的双边关系互动，分析互动的成因及影响，进而探讨中日灾害危机互动存在的局限性，最后以理论分析为基础就完善中日灾害危机互动提出可行的建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