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开始逐渐研究拒绝言语行为，多数学者通过语篇补全测试搜集语料，着重探讨非正式场合人际交流中的拒绝言语行为。基于正式机构话语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作为一种典型的正式机构话语，例行记者会承担着捍卫国家利益，引导国际舆论，塑造国家良好形象的重要责任。鉴于此，本文突破以往的非正式场景，对比研究中美例行记者会中发言人的拒绝言语行为。　　笔者收集了2014年1月至12月期间与朝鲜、伊朗核问题相关的160场中美例行记者会的文本资料（中国：80；美国：80），随后，标记并统计出文本中出现的拒绝策略及修饰语。本研究基于Beebe et al.(1990)的拒绝策略分类和王爱华（2001）的修饰语分类，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为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中美发言人的拒绝言语行为。研究结果表明：　　美方发言人在拒绝策略种类的选择上较中方发言人更为广泛（16>13）。在直接策略方面，中美发言人都较少地使用了该策略；然而与中方发言人相比，美方发言人使用该策略较为频繁（13.45％>0.54%），并且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间接策略方面，中美发言人均频繁使用“回避”策略，其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点表现为美方发言人倾向使用诸如“表述原因”、“提供他法”以及“承诺”等显性间接策略，然而，中方发言人偏向使用“表达愿望”、“陈述原则”和“接受的言语表达拒绝含义”等隐性间接策略。　　美方发言人使用拒绝修饰语的数量明显高于中方发言人（619>488）。在外部修饰语方面，美方发言人较多地使用该修饰语（15.51%>3.69%），并且存在着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差异。在内部修饰语方面，中美发言人使用“指示词语”的频率最高，而使用“加强语”的频率最低。不同点表现为美方发言人倾向使用“句法缓和”，而中方发言人则更倾向使用“词汇缓和”，其差异都具有显著意义。　　本研究认为礼貌的普遍性，文化模式的差异和记者会的特征等可能是造成上述研究结果的原因。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拒绝言语行为的研究领域，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同时，笔者希望本研究的发现能够为语言学习者正确解读其言语行为提供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