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从“杂”的角度看,杂文是多种文类的聚集地,是一种囊括所有尚未成型或难以归类的文类的文体泛称。杂文并非文章之正体,而是正统文章之外的枝派。杂文随事而名,不落体格,无一定体。从“文”的含义看,杂文既可泛指经史子以外的所有文章,又可指与诗赋对举的散文,有时还专门特指与骈文相对的唐宋古文。总而言之,杂文的含义模糊而不固定,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文类的范围也在不断发生改变。总体来说,杂文大体遵循了从文类泛称到文体专称的发展演变过程。杂文最早出现在《后汉书·文苑列传》,它列于人物著作之末。至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篇将杂文一体分为“对问”、“七”、“连珠”三类,并对三者分别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研究,这在整个杂文发展史中具有开辟性和示范性的意义。因此,论文在综述古代杂文体,“对问”、“七”、“连珠”三类文体以及相关文体论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以意逆志、史证结合、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展开对《文心雕龙·杂文》篇以及其中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杂文体的分类。在刘勰看来,杂文体主要析之为“对问”、“七”、“连珠”三体。依据刘勰的分类,分别对这三者进行源流考辨、文体特征分析、与相近或类似文体关系的辨析。虽然杂文三体的分类源于《文心雕龙·杂文》,但这一部分并不局限于《文心雕龙》之文本,而是对“对问”、“七”、“连珠”三种文体进行全面系统的考查,从而为《文心雕龙·杂文》的研究打下基础。第二部分以《文心雕龙·杂文》篇为中心,从对象驳杂、关联不大,文笔归属之争两个方面深入剖析《杂文》篇在《文心雕龙》文体论中的独特之处,从而总结归纳出刘勰的杂文观——杂文是“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是概括难以独立成类的有韵之文的一种文类泛称,其中主要包括“对问”、“七”、“连珠”三体。继而从《杂文》篇中窥视出刘勰崇儒重道、追求创新的文学观念,最后从杂文的内涵、文体分类、对现代杂文因素构成入手概述刘勰杂文观对后世的影响。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文心雕龙》分杂文一体的可能性原因。刘勰为何将“对问”、“七”、“连珠”三者“并归杂文之区”?首先,从理论上看,一方面,文本的独特性使文体之间横向交错,另一方面,文本的不断变化使文体难以固定不动。文本的特殊性与文体的一般性的矛盾生来固有,刘勰对于“对问”、“七”、“连珠”三者归类的权衡和折中正是这种悖论所带来的分类疑难的体现；其次,刘勰分杂文一类是在文体名称、文体分类、批评体例、主导思想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吸收了《汉书·艺文志》,《后汉书·文苑列传》,傅玄《七谟序》《连珠序》,挚虞《文章流别志》等前代史志、总集和文论的成果而得；再次,《文心雕龙·杂文》分“对问”、“七”、“连珠”三体是魏晋文学自觉、辨体意识觉醒的时代产物,且这三种文体为尚处于发展之中的新兴文体,故暂居杂文一席；最后,刘勰以崇儒宗经、道胜乎文的个人观念衡量杂文三体,发现它们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文体弊端,这也间接影响了杂文的分类情况。第四部分主要以《文选》的相关内容作为《文心雕龙·杂文》研究的参照物,探讨两书分类及选文的差异、论述文体的差异,并深入考究造成两书差异的原因,即《文心雕龙》以是否合乎儒家之道、文章的教化功能为首要标准,《文选》以文学的纯化、文章的审美为选文依据；《文心雕龙》注重“理”,《文选》重“文”。在“龙学”研究中,文体论的研究稍显滞后,杂文体作为一种内涵复杂、义域模糊而难以界定的“准文体”更是研究甚少。论文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肃清杂文一体(包括“对问”、“七”、“连珠”等二类文体)的起源发展、文体特征,总结刘勰的文体观念,分析刘勰如此分类的原因。研究《文心雕龙·杂文》篇对于梳理和辨析杂文一体的发展演进过程、对于全面把握刘勰的杂文观和文学观、对于比较研究《文选》和《文心雕龙》的关系、对于透彻理解汉魏六朝的文体分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乃至整个文体学的发展都有较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