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能过剩俨然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同时,以政府干预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一直备受争议。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去探究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治理的影响机制,以窥探治理过程中政府干预的治理逻辑和其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影响。对于问题的研究,本文选用2005-2015年中国工业34个子行业作为研究样本进行面板分析。首先,使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通过SFA法估计工业各行业在既定要素下的潜在最大产出,以此测算出工业34个行业的产能过剩指EXCK;其次,综合前人研究,通过对产能过剩爆发现象的梳理,提出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影响机制;最后,通过GMM估计法,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影响机制的猜想。研究发现,2005-2015年间中国工业整体的产能过剩现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从整体环比下降率看,降幅速度呈上下交替进行,这就说明治理政策的执行力度并不是一步整治到底,而是渐进式的交替进行。细分行业看,产能过剩问题较严重的行业除煤炭、黑色金属等重点治理产业外,还包括纺织、皮革等非重点治理行业;从EXCK指数波动看,越是重点治理产业波动越明显;从治理时间的维度看,2005-2011年间,降幅趋势较陡峭;2012-2015年间,EXCK指数变化趋于平稳。对于影响机制而言,在治理期间,政府干预会出于维护各行业GDP增速贡献率的动机去整治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但也会为稳定行业就业率的贡献率去延缓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此外,行业GDP增速贡献率和就业率的贡献率对于干预政策的刺激效应不同。行业GDP增速贡献率对财政补贴政策具有促进作用,而行业就业率贡献率的提升却会抑制财政补贴政策的执行。国内贷款干预政策则恰恰相反,GDP增速贡献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行业就业率的贡献率具有负向作用。在影响机制的最终传导效应上,行业GDP增速贡献率对于财政和贷款政策具有部分传导效应,而就业率的贡献率则具有完全传导效应。因此,在整治期间,不同的干预政策会有不同的治理效果,通过传导作用到产能过剩的治理效果也会截然不同。但综合而言,对于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政府干预会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在保障社会就业率的基础上去渐进式的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由此可见,政府干预对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并非单一仅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就业保障也是治理过程中政府需要权衡的因素。此外,当政策制定是基于某一特定目标干预产业发展时,不仅需要考虑目标对作用对象的直接传导效用,仍需对传导媒介的干预效果作出判断才能真正达到产能治理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