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建构主义规范重塑的视角梳理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进。在制定外交政策的大背景上强调了本地区传统文化根基的重要性,即东亚共生体系。这意味着区域内各国在该体系之下所作出的对外交往行为与其身份相符,而这种较为稳定的结构有利于衍生出适应本区域的政策。在这基础上,本文借用了新达尔文主义“遗传”、“变迁”和“选择”的概念来解释规范重塑的过程。首先,“遗传”是指行为体政策的延续性,笔者认为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是在东亚共生体系下孕育出来的、带有东方文化哲理的普世观念。其次,“变迁”是指内外环境在短期内发生变动后,行为体让渡一部分利益以期长远的回报,即文中所论述的“搁置争议”规范不仅是对“求同存异”方针的继承,也是根据当时历史条件而发生“变迁”的产物。最后,“选择”是指规范挑战者在利益无法达到既定目标后主动选择融入,即菲律宾逐渐从竞争、对抗转而走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