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言语行为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塞尔在成名作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1969)发表多年之后才发现,语言除了交流的功能外,还起着额外的一个作用,那就是部分地构成制度性实在,由此诞生了又一力作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1995)。该书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社会本体,采取“概述社会事实,主要论述制度性事实”的研究策略,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引发了一场空前热烈的讨论。塞尔认为,大部分制度性事实都是通过被他归为宣告式的显式行为式创建。但显式行为式显然不可能囊括所有建构制度性事实的言语行为,这就存在一个归纳不完全的问题;并且将行为式归为宣告式也引起诸多争议。因此,从行为式的角度去讨论制度性事实的建构并不恰当。本文独辟蹊径,从塞尔的适应方向这个角度去界定建构制度性事实的言语行为的类别,具有世界适应语词的适应方向的言语行为(即:宣告式、承诺式和指令式),才能而建构制度性事实。言语行为、制度性事实和制度的三层模型展示了言语行为建构制度性事实的宏观模式。整个建构过程是成功执行言语行为的过程、传递意向的过程和赋予地位功能的过程。而宣告式、承诺式和指令式语用行为对制度性事实的创建,展示了制度性事实建构的微观模式。文中的逻辑框架简明地反映了建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再去理解库恩的“范式”概念。在制度性事实建构论下,范式就是一种制度性事实。由于库恩将科学革命看作是范式的转变,那么,科学革命就可以看作是制度性事实的更替,新范式的形成过程就是制度性事实的建构过程。新范式的提出是向科学界作出宣告,而不仅仅是描述自然发现,这将给传统科学观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