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1930—1948年的小说创作呈现出与早期创作不同的风貌,表现为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互渗的矛盾状态。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的理论来解释丁玲小说创作的内在转变,从而探寻转型期现代作家的发展走向。 历史的脚步行进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潮,“革命文学”也逐步取代“文学革命”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潮,革命话语也取代了启蒙话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湖湘文化对丁玲个性气质的内在塑造和瞿秋白、冯雪峰等早期共产党员对丁玲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也使得她最终选择了革命文学。 启蒙角色的转换导致启蒙与革命话语的激烈交锋,其中不仅有革命意志与情感欲望的尖锐对立,最终甚至采用一种专制的手段对启蒙加以遏制,而且表现为站在启蒙立场上对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性——男权文化的批判。这种话语交锋的结果是革命意识遮蔽启蒙诉求,使启蒙边缘化。 这种激烈的交锋并不意味着革命话语和启蒙话语是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矛盾的胶着状态。尽管两种话语的主体不同,但在小说叙事中启蒙者和革命者总是同时出现,在思想精神和革命现实层面进行着潜在的对话。对话从对革命内部封建思想的声讨与革命对个人情爱欲望的压抑两个向度展开,提供了一个内涵复杂的艺术世界。但同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审美的束缚,丁玲的小说也留下了无法挽回的缺憾。 尽管革命叙事占据醒目的位置,但始终潜藏的启蒙话语一直致力于探讨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这是丁玲小说创作的旨归。从逃离家庭、争取女性独立人格意识,到投入到社会和民族的解放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丁玲提供了诠释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丰厚而典型的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