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然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对缓慢,这种发展的不协调在乡村社会又显得更为严重,村民自治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新时期面临的瓶颈也逐渐突显。如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衔接,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优势,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乡村社会实际状况的发展之路成为村民自治创新的关键。理论可以呈现分析的视角。本文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协商理论以及西方治理理论等进行系统架构的基础上,以官僚制-合法化因素、社会制-合理化因素以及析出-开放性因素为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内进行理论建构。在乡村治理新时期,一方面,作为公权力主体的基层政府,由于有限的治理能力、压力型的政治体制以及受传统治理模式的影响,使得其在主观与客观上都失去了有效治理乡村的能力与动力;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民主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使其不断反作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国家与社会在现实生活形成了矛盾与张力。本文将政府政策与村民需求作为的双重自变量,以村民自治创新为因变量构建博弈理论模型,并将这一理论模型应用在本文的逻辑脉络中。历史可以把握解释的方向。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本文将乡村治理分为古代传统社会、近代社会、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村民自治四个时期,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过程进行了历史学上的分析与梳理,特别是在深入分析村民自治的初步运行、试运行以及正式运行情况的前提下,总结影响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经济逻辑以及意识逻辑等变迁动因,概括出乡村治理的变动特点,即治理主体一元到多元、治理结构集权到分权、治理方式人治到法治以及治理环境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转化。实践可以提供思考的起点。针对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形式创新更为多元以及实践功能更为强化的基础上,对吉林、重庆、上海、江苏以及四川等省份部分村庄采取电子调查问卷与实地走访交谈相结合的方式,总结出现阶段村民自治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制度落实执行不力、主体参与动力不足、内容边界定义不清、创新发展地域失衡、发展侧重方向单一以及目标需要亟待明确等方面。同时将理论模型应用与实地调研走访分析相结合,深层次揭示造成困境的具体原因是多方向的,包括自治制度的宽泛、主体结构的失衡、治理能力的弱化、村民现代意识的缺乏、经济发展相对乏力以及治理对象更为复杂等。现实可以拓宽借鉴的渠道。通过借鉴西方国家基层治理的先进经验来为我国乡村治理所服务,选取了国外基层治理较为典型的美国社区治理模式、韩国政府主导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及日本政府与社区相结合的多元治理模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美国、韩国以及日本治理经验的对比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综合得出我国的乡村治理要切实做到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制度的完善、多元主体的协商以及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来实现乡村有效需求的满足,进而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措施可以夯实治理的基础。透视博弈模型的内在机理,进一步通过双重自变量的关系诠释、博弈论建构的理性认识以及多维度因素的现实把控,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为核心的创新导向以及依法治国等原则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基础,根据乡村治理的复杂情况,提出“一核多元”共同协商的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继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在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下,明确以提高治理效能为中心的制度治理体系。为了防止各主体无序参与协商而造成新的混乱,通过博弈理论的利益互构、信息互联、制度互建以及道德互信等为纽带形成各主体的有序联结,共同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总之,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研究村民自治的创新还只是研究乡村治理的一个角度,而如何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还必须与各个地方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出符合本地方治理的有效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