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雪国》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作。尽管在时代背景、谋篇布局、作品风格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但是二者都突出表现了女性的美与悲。拙论以此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贯通法，通过显性层面上的女性的美与悲，探求其潜在的同质与异质，从而更好的把握两位作家的文学特质及两部作品的民族特色。 《红楼梦》与《雪国》都展现了女性人物的容貌之美及言行之美，表现出作家自身对美与爱的憧憬；同时，又赋予了女性人物之悲，折射出作家对人生的终极理解——人生即是虚无。笔者以此确立了两部作品的可比性。 作家的观念世界支配着对美的对象的创作。通过比较，可见曹雪芹与川端康成都具有少女崇拜情结，并都同情女性。可以说这是二者塑造女性美的动力与源泉。通过进一步的辩证分析，以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女性人物塑造中反映的男女平等思想为参照，发现川端康成则在《雪国》的女性塑造中表现出潜在的男性本位的立场，从而显现了其处女崇拜的矛盾性。究其原因，与曹雪芹的基于对自然宇宙和社会的理性认识而产生的男女平等思想不同，川端康成更多的是基于孤儿根性及恋母情结，从而着力表现笔下女性的温顺与宽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雪国》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所体现的男性本位立场是川端康成的一种心理补偿的需要。 另外，审美意识是主客观关系的反应，是社会，阶级与个人的统一。通过比较，可见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之悲都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强化。两位作家都出生于贵族世家，经历了家族的败落，又处于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错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同时又都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这些都为他们的主体意识注入了悲的元素，进而浸润到创作。另一方面，审美意识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笔者又分别参照了中日两国传统的“物感”与“物哀”的审美意识，分析了女性之悲的情趣的异同，从而明确了两部作品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