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经验表明，经济和城市的先行发展往往从沿海地区开始。由于对外开放的关系，沿海地区作为交通的枢纽，首先因贸易而繁荣，并容易形成加工贸易制造业基地。沿海经济带与内地腹地的互动关系则是近年来人们关注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之所以受到关注，往往是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希望进一步畅通交通渠道，更加充分地利用沿海地区的港口贸易优势。因为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人员都有以下共识：沿海地区的贸易优势只是其自身得以优先发展的条件。沿海地区的发展必须依托广阔的腹地支撑。腹地是否广阔决定了沿海地区能否能打造出并维持住更强有力的交通枢纽优势。另一方面，是希望在沿海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资源成本日益上升，并且对产业的环保要求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向内地转移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以升级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链。本文研究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的互动战略，却不是沿着上述逻辑展开的。我们的逻辑认为：如果不能在沿海经济带的背景下研究沈阳经济区的发展，或者不能在沈阳经济区的背景下研究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我们就不能够破解一些沿海经济模式的弊端，也不利于更好地探索新型工业化的路径。之所以提出这条新的逻辑，是因为旧有的逻辑始终没有强调出腹地的真正意义。腹地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仅与沿海共生，而且决定着沿海与腹地的分工的形成、细化与提升。所以，本文并不是简单地研究沿海与腹地的互动关系。已有的关于互动机制的研究尽管内容已经比较丰富，但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与国内发展战略背景下，存在一个主要不足：即没有或主要不是从产业分工、产业打造、产业链提升的角度来研究互动问题，无法体现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都需要转型的国内与国际背景。对现有沿海地区发展模式的经验和教训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一个代表国家工业化方向的先进腹地的存在，沿海地区就不能充分利用好自身的优势，成长为以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等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地区。正面的例子如纽约、伦敦等；反面的例子如珠三角等。换言之，具有先进制造业的腹地是基石，沿海地区能够实现产业转型只是顺带的结果。从珠三角或长三角来看，很大一部分制造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高端环节往往由国外企业来承担，这显然既不利于本土先进制造业的形成，也不利于本土先进服务业和研发等技术环节的提升。在此背景与逻辑下，辽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非常明显：一是沈阳经济区具有较为雄厚和先进的制造业基础，且其制造业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沈阳经济区的一体化进程，更为先进制造业产业链的延伸、完善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二是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利用相对较晚，还没有染上已有沿海开发的众多弊端。如果辽宁能够沿着分工、集聚、协作的路径走下去，必将能够探索出一条依托国家新型工业化基地，打造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完美产业分工的可持续、战略性发展道路，为其他地区的产业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如果说上面两个方面是辽宁的潜在优势，那么辽宁的一个重要现实优势是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同属一省，并同时成为国家战略。这一优势最直接的体现是有利于协调区域内和一区一带之间的协作及政策扶持等问题。挑战在于：首先，国内沿海地区的开发尽管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从产业转型与产业链条升级的高度来看，也许更多地体现为出口依赖型发展模式的教训。这意味着，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既不能走老路，又要开创自己的新路。其次，沈阳经济区在如何打造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问题上，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因为全国都在研究和探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的提升问题。辽宁根据其自身条件，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径。即通过拉长产业链条，充分利用当地原材料资源与劳动力资源，形成并扩大都市圈。而要拉长产业链条、促进社会分工、形成并扩大都市圈，又离不开强大的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所以，辽宁可以依托“沈阳经济区”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以此打造“沿海经济带”的优势服务业，形成一区一带协同发展的正反馈格局。这种路径也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实践中，对于我国这样目前农业人口仍很众多的国家而言，通过沿海开发带动的城市化，有利于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长三角”地区通过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实现的“农村包围城市”式的城市化模式。典型的，如义乌由一个县城成长为中等城市。另一类是“珠三角”地区通过引进外资实现的“城市资本下乡”式的城市化模式。典型的，如东莞的大发展。但是，在上述两种模式中，第一种模式基本上是内生演进而非外部推动的，第二种模式则面临产业低端化和易受国际不利环境冲击等问题。辽宁一区一带合作带动的周边地区城镇化合作的路径不属于上述两者，更具有基于新型工业化的内生性，也更具有优势。事实上，国家的战略安排也赋予了辽宁这样的探索任务。辽宁“沿海经济带”自规划“五点一线”开始，成功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无疑为辽宁乃至东北与内蒙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与此同时，由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八市组成的沈阳新型工业化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简称“沈阳经济区”）也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辽宁省从地图上看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凹形的沿海经济带，另一块是与之相连接的沈阳经济区。一个省份同时有两个地区被列入国家战略，既凸显了辽宁在东北、内蒙乃至东北亚的重要地位，也是国家在地区开发战略上的一个创新探索。由此可见，辽宁的条件的确是得天独厚。除了政策优势外，它既有广阔的沿海经济带，又有雄厚的装备制造工业基础，加上原材料较为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低，辽宁完全有条件在两大国家战略的支撑下加速发展，闯出一条沿海开放与腹地互动协调发展的成功之路。这一路径简言之就是，新型工业、都市圈与沿海现代服务业、加工贸易业的互动协调、共生共赢之路。以上从理论分析与经验比较的视角分析了辽宁的模式定位问题。但已有理论并没有将工业化（特别是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一体化与沿海开发战略的互动作为一个独立主题来充分论述；目前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完全照搬应用于辽宁模式。所以，本论文在探索设计该模式时，首先需要回答的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与“中部城市群”若想协同发展，其“动力机制”是什么？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结合辽宁实际，本论文归纳了四个“动力机制”。一是产业分工、生产分工、贸易一体化；二是新型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的互动与协调；三是制造业本身的分工与协调；四是制造业与城市化（都市圈）的互动。这四者是密切相关的统一整体。其中，分工与贸易一体化体现了沿海地区与沈阳经济区两大区域的协调问题；新型制造业与先进服务业则是两大区域协调的立足点；制造业本身的分工既在沈阳经济区内部进行，也涉及沿海经济带的相关产业；制造业与城市化的互动则是辽宁模式的关键，目的是探索通过沿海贸易带动制造业发展，通过新型制造业拉长产业链条，通过产业链条拉长来促进中小城市与中小企业发展的共同繁荣路径。根据模式与动力机制，本文研究了产业、平台、体制、扶持等方面的政策安排。本论文共有七章。第一章是绪论。这部分主要分析选题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确立文章的结构，介绍研究的方法，进行文献综述。第二章是相关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介绍区域一体化、协调、合作、协同等概念，并分析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三章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与主要进展。这部分一是介绍了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协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和现实基础，包括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经济相通等方面；同时分析了主要协同进展。第四章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包括转变区域发展方式和合作模式、明确区域发展定位和空间布局、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等。第五章是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协同发展的路径选择。本章提出一个分析框架，研究协同发展的具体动力机制与实现机制。主要思路是：城市化是分工、集聚与报酬递增的过程；城市区域化是分工、集聚与报酬递增的相互作用，带来循环累积、市场规模扩张的过程；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分工、集聚与保障递增在相互作用基础上导致分工升级的过程。第六章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发展模式，对其区域合作经验研究了借鉴意义。第七章是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之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研究了实现辽宁模式需要的政策层面的配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