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象征经济的角度重点考察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历程,对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象征权力运作的各种技术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尽管象征权力技术在任何社会任何领域中都可能存在,但我们认为,受到中国特殊的历史基础的影响,我国农业领域的象征权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有其独特性,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支配效应,给农业市场化带来过西方经验未曾预料到的问题。　　 首先,文章通过检讨“物化”农业生产方式概念的抽象经济理论,来引出文化经济学、以至布迪厄的象征经济理论,突出他们在分析和解决中国农业生产领域里的问题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象征经济的研究视角。其次,文章紧接着分析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基础问题—即公社化和农民兼业问题,指出了政治权力技术与传统生产结构对现代农业变迁所带来的“制度锁定”影响。再次,文章指出了国家在打破这种“制度锁定”状态中的决定性影响和破冰尝试以及接下来的一系列积极的制度建设。不过在这里,我们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国家各种的制度性尝试并未给农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带来一帆风顺的推动效果,文章着重分析了国家正式权力退出农村、进行市场化改革这一策略在象征权力再生产上所产生的作用:第一是营造了一个非制度化集权体系中的自主性空间;第二是将权力关系的运作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中,进行微观化再生产。这两种象征性权力支配是农民及其组织的市场自主性空间受到损害的重要原因。在农业制度中正是这种基础未变的象征权力再生产导致了今天农业制度转型所面临的种种困局。在文章最后,我们通过对比讨论了制度经济学分析手段的局限,并以事实为例向大家提倡这种象征权力分析在理解农业以及其他经济社会问题时的重要性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