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创作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典范，而三百余年来流传的《三国演义》则是经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过的本子，称之为"毛本"。《三国演义》毛本有两种形态:一是其文本形态，体现了毛氏父子对罗贯中所创立的历史演义小说典范形式的完善;一是其理论形态，即依附于本文而存在的评点文字，它代表了古代历史小说理论发展的高度。由此可见，毛本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从毛本追溯《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可以审视古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和总结毛评的理论思想，对于古代小说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可以作具体的探讨和深入的辨析。因此，本文在对毛本全面考察的基础上，力求勾勒出毛本的历史面目，探求毛氏评改《三国》的真实用心，并对其在古代小说史和小说理论史上的价值意义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　　毛本的评改者及其所据之《三国》版本共同决定了毛本之成立。因此，深入认识毛本作者，清楚把握毛本的版本渊源，成为了理解毛本的前提条件，也是研究毛本的出发点。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动机与其所处之时代及地域环境紧密相关，但其意识的深层则是期望以评改《三国》实现儒者的著述之用，甚而"立言以不朽"。所以，他们对《三国》的评改注入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文学观念，也借此展示其才调文心。毛氏父子评改的基础是李卓吾评本，李卓吾评本是以周日校本、夏振宇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的发展，而根据嘉靖壬午本则可推想周日校本、夏振宇本共同祖本的可能形态，并且嘉靖壬午本也经过了修订和整理。它们在版本形态上的前后相续，体现了《三国》版本演义系统发展趋向的历史化、文人化，毛氏父子的修订也是沿着这一方向的进一步发展。　　《三国演义》的评点不从毛氏父子始，但直至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阐发。在毛氏父子之前，论《三国演义》者甚多，然而他们将《三国演义》视为历史的通俗演义，强调历史书的阐义明理，注重评价事件、品评人物，却忽视了其文学艺术上的价值，即"论事"而不"论文"。毛氏父子评点《三国》，不仅从历史、人生的高度揭示其内在的丰厚意蕴，而且致力于文学性的批评，极力彰显了《三国演义》在文学上的成就。并且，他们对《三国演义》叙事之工的理论总结，为古代小说理论作出了贡献，从而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明末清初，评点者介入作品之内进行修改，毛氏父子不是个案，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正由于其普遍，背后必然有着共同的根源:一是托古改订之风;二是古代通俗小说创作本身的不完善;三是求本之善;四是评点者的自我意识。四个方面的原因促使评点者参与了作品的修订，评点者的修订使作品的形式趋于稳定和完善。对于毛氏父子修订《三国》而言，他们的修订总体上提高了《三国演义》的艺术质量，也使《三国演义》的思想主旨更加突出和鲜明。必须提出的是，作为批评者，毛氏父子的修订在性质上不同于创作者的创造和想象，他们发挥的是一种理性的判断力，给予《三国》以一种艺术形式上的精工和规范。尽管毛氏的修订使《三国演义》面目一新，但他们的增删改易并未改变原作的情节脉络、结构框架，而是沿着罗贯中创作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言，毛氏可谓罗氏之功臣。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毛氏的修订在有的方面也减损了原作的丰富性。　　毛本存在的生命力系于其刊行后的传播和接受。从各个时期毛本刊行的统计来看，毛本流传后逐渐取代了其它所有版本，几乎垄断了《三国演义》的市场销售。值得提出的是，并不是毛本一出其它版本就销声匿迹了，毛本取得独尊的地位应是嘉庆以后，因为在嘉庆五年(1800)仍有其它版本在刊刻。这也说明毛本的广泛流传是市场选择、读者认可的结果。毛本的传播影响，主要体现在三国戏曲、说唱文学的改编。自毛本《三国演义》问世以后，清代大部分三国戏曲、说唱文学的改编主要参考的是毛本。毛本之所以能战胜其它所有版本而成为定本，在于毛本经过了毛氏的精心修订和评点。因此，一些接受者对毛氏修订和评点《三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刊刻于毛本之后的李渔评本的评改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