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决策是公司经营的重要决策，如何寻求稳健及低廉的资金成本，使公司能够持续经营及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公司管理层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而言，融资来源主要包括权益与负债，由权益和负债所构成的融资组合，称之为资本结构(Capital Structure)。通过融资决策确定权益与负债的最佳组合比率，使公司的资本成本降到最低，以及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为资本结构理论(Capital Structure Theory)所探讨的目标，也是金融学术研究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　　中国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尚待进一步完善，面对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基本制度假设与中国实践相矛盾的现象，迫切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企业内外部新情况，从新的视角研究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问题，为解释中国特有的资本结构现象提供理论支持。　　本文从实证研究入手，将Hansen(1999)所发展的平行阈回归(Panel ThresholdRegression)方法引入资本结构与营运绩效之间关系研究领域，将横截面数据与时间序列数据相结合，以会计数据资产报酬率ROA作为公司营运绩效的衡量指标，来检验资本结构最优负债比率的存在性，即当负债比率低于某一阈值时，其与公司的营运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公司经理此时提高负债比率将提高公司的营运绩效，提高公司价值。反之，当负债比率大于某一阈值时，其与公司的营运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若此时公司经理提高负债比率，使公司营运绩效降低，实际价值下降。　　本文的独创性包括:第一，本文是第一次引入平行阈回归方法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特征。第二，本文所采用的样本是1998至2002年821家上市公司的平行数据，这是一个较新的样本，也是第一次采用这个样本来研究该问题。平行数据不仅能增加样本数量而且能进行比单独的截面或时间样本更有效的估计，因为平行数据考虑到不可观测的公司影响，使各公司的截距各不相同，从而减少了误差。第三，本文同时采用了1998至2002年制造业行业465家公司的平行数据来检验行业因素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研究结果如下:第一，负债比率对资产报酬率存在三重阈效果，其四区间之影响系数（α1，α2，α3和α4）皆为正值，且具有显著性;但是α1＞α2＞α3＞α4，说明财务杠杆的应用对公司的营运绩效有正向效应，但随着负债比率的上升，财务杠杆对公司营运绩效的正向效应递减。该结论与Li和Cui(2003)研究相一致。提高负债比率可以增加对管理者的约束控制和享受避税收益，但是进一步提高负债比率会抵消这些正向效应。一方面，由于债务还本付息的刚性要求，会导致公司承受巨大的财务风险和破产风险，因而增加财务困境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债权人为了降低风险往往附带许多限制性条款，从而束缚了公司的财务灵活性，且公司完全用足举债能力会造成当确实需要债务融资或公司陷入困境时无法获得援助资金。而由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偏好股权融资，而债务融资比率相对较低，破产成本较低，因此债务比率未能高到使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完全抵销其带来的正面效应。该结果也可以由代理理论来解释。高负债比率可以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并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而债务正向效应的逐步降低可由边际效用递减来解释。　　第二，制造业行业企业的债务比率对营运绩效正向效应更大，这可以由制造业行业企业的较高的资产报酬率来解释。然而，制造业行业上市企业的主要实证研究结果与所有上市企业较一致，可以证实行业因素对中国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影响并不重要，这与Chen和Xue(2004)的研究相一致。　　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包括:公司财务经理人妥善运用财务杠杆，以提高公司营运绩效从而使公司价值最大化;对投资者而言，在选择购买公司股票时，可参考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进行投资决策;由于中国现阶段公司债券市场很不发达，债务融资基本依赖于商业银行，故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决策部门发放贷款也有所借鉴意义。　　本文还存在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文第一次引入平行阈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营运绩效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对方法的掌握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本文未加入控制变量，影响本文结论的严谨性。其次，资本结构与营运绩效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有待更为深入的研究进行区别;再次，为研究行业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采用对制造业进行单独研究的方法，而在模型中加入哑元变量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