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事变更原则是对“契约严守”理念的突破,其本质是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解决合同成立之后,因客观情事发生异常变动而造成的显失公平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问题。情事变更发生后,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请裁判变更或解除合同,平衡双方之损益,最终实现实质正义。情事变更原则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被多次提及,但因为该原则本身存在争议,最终未被规定。在2009年颁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情事变更原则被正式引入,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又相继发布有关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具体要求和程序性规定,用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审慎适用该原则。2019年初,我国《民法典合同编(草案)》第二次审议稿将情事变更原则规定在第323条,并对该条款作出与现行司法解释几处不同的修改,这使得对该原则的讨论更为必要。本文第一章是关于情事变更的立法现状及实务问题的归纳。我国目前有关情事变更原则的规定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以及印发规范文件的方式予以呈现,缺乏正式的立法文件进行规范。从名称上来看,情事变更原则更宜称为一种制度或者规则,只不过我国学界习惯将其称为原则;从第26条的法条表述来看,情事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可以分为“肯定式”和“排除式”要件。实践中出现的关于不可抗力或情事变更原则“同案不同判”,是基于规则理解的差异还是个案的判断,会涉及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适用关系的分析问题。司法解释将“商业风险”作为排除性要件予以规定,意在说明情事变更不能为商业风险引起的重大变化,本文通过采用判断“不可预见性”以及“显失公平”之情事变更的肯定式构成要件方式明晰情事变更和商业风险,试图总结实务中关于上述两个构成要件的具体判断标准。本文第二章是基于“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展开对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关系的分析。首先,本文论证不可抗力能够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两者均是对客观情况变动的一种描述,均是引起某种法律效果的起因,而仅从某一情形直接认定适用何种规则存在模糊性,司法解释第26条将“不可抗力”排除在情事变更之外,将情事变更界定为“非不可抗力”引起的重大变化是不合理的。其次,本文认为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将情事变更条款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删除的做法,使情事变更原则无法解决“履行可能,但是继续履行对于一方没有意义”的情形。经过分析,本文认为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以履行可能为前提,包括“有履行可能,但是显失公平”以及“有履行可能,但是继续履行合同对当事人一方没有意义”两种情形。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仅针对履行不能的情形,且此处的“履行不能”应该作广义理解,但是仅在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全部不能履行的情形下才发生《合同法》第94条第1项之法定解除权的效果。在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导致合同解除的场合下,因不存在违约行为均不会承担违约责任之问题,但是情事变更会产生合理补偿的情形。另外,解除权在性质上存在差异,前者是一种形成权,后者则是一种形成诉权。本文第三章是关于情事变更与商业风险的明晰。通过实务案例研读,总结出区分两者的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区分路径,即通过“参照合同约定,并从可预见性、归责性以及产生后果”等方面区分情事变更和商业风险。在“预见性”的判断标准上,往往采用“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进行,最高院还倾向的做法是结合当事人的身份进行判断,即当事人是否在某些领域具有专业性,是否具有特定的技能和经验判断预见性;另外,也需要结合风险的性质、类型等审慎判断。在具体判断上,将风险分为“风险能否预见”和“风险能否承受”两个维度,判断该风险是否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关于“产生的后果”,主要是从情事变更的结果要件“继续履行显失公平”进行分析。关于“显失公平”的判断,其本质是双方对待给付是否均衡,是否出现了“对价障碍”的问题,需要结合一方的履约成本和遭受的损失等综合评判。本文第四章是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再交涉义务”的阐述。主要阐述我国应对该义务进行规定;至于当事人违反“再交涉义务”是否要承担损害赔偿要根据当事人行为区别对待,因为再交涉义务是一种“手段义务”,并非一定要达到成功协商程度的“结果义务”,即一般情况下,当事人能够依照诚实信用之原则诚信协商即可免责。若当事人拒绝协商或者存在明显违反诚信原则进行协商的行为,就要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另外,我国应该肯定再交涉义务产生可以产生中止履行的效果。本文分从以上四个章节展开对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论述,以期能够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掌握该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