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模式”视为一个具有综合效应的客体来分析，不单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学技巧，更是一种中国现代文学中特有的时代的复杂的表征。同时，它不是单质的，而是集合了各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间的关系来实现其本身独特的个性。这些因素包括“家”、现代的恋爱观念、出走人物的符号性以及文本的叙述声音等。文章中对它们的叙述，其意不在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间相互形成的复杂的效应。家是出走发生的地点，现代恋爱观念是出走发生的动力，出走人物的符号性是出走的意义的价值指涉，而文本的叙述声音则是在潜隐中实现着各自的立场，它们共同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出走模式”的表面形式和精神实质。作为表面形式的“出走模式”是一个形式网络，它从各个方面联系着多种现代性质素并将它们聚集在一起使其发生现代性质变，一起表现着现代文学中的现代现象。其所呈现的是其本文全体的外侧面，其内侧面是由抽象性、符号性的现代价值观念构成的。而这种“形式网络”只有在对欲望、身体、诱人的外表的否定中力能实现和被理解，没有这一切所体现的综合效应，这种模式就不会触及并传达本文意指及其整个程序所力图描绘的本文所是的客观性。作为精神实质的“出走模式”更多地体现了现代中国作家对于社会参与的力度和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现代性的想象和规划。出走的精神特征具有一种指涉确定特征，有力量或呼唤群体性力量将自身／历史、现在／将来、内心／社会及外在的文本叙述相连，并自觉的与社会历史可预见的发展轨迹相交，从而产生一种内／外双重的召唤性文本，是作者写出来的给予自身力量并召唤读者也给予他们力量的，然后积极参与社会发展的文本实践。现代文学中的出走就是从传统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从沉滞到积极，从保守到革命的转折的中国现代人的精神转型事实。其中虽然不乏迷惘、痛苦与彷徨，但是其社会的建设性和实践性精神却贯穿始终，是那个特定转折时代的人参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精神方式之一。当然，“出走模式”的表面形式和精神不是相互分离的，却恰恰是紧密相连而不可分割的。即这样的模式蕴涵着这样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也必须在这样的模式之内。另外，从对这个“出走模式”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虽然是在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文学的“出走模式”，可是在更深层次上发现的却是作家们本人的思维逻辑，也许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他们笔下的人物也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就是根本不同。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无论左翼文学家们，还是中右翼作家们在事实上都表现了一样的对于现代中国社会不同方面的热情，他们是在用着相同的思维做着不同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或许也是很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同是在用文学参与那个社会的进程，换句话说，他们一同用文学来对那个社会进行他们各自不同的现代规划。文学是这些作家们“处理现实”的一种方式。在这里，我将现代作家们的这种思维的群体性特征概括为“思维同一性”。“出走”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模式，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规划的组成部分，即它就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和层次相适应，现代文学的“出走模式”则指涉或替代着这种社会发展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