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它的发展水平是与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同步的。自古以来,文学从未离开过对人自身情感困境的思考。爱情与婚姻作为人类两性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成为作者们力图表现、拓展和透视真实人性的一个重要窗口。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两性间的一种美好情感,婚姻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与个人情感、社会责任、道德伦理等息息相关。两性情爱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和个性化的社会关系,也是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种价值尺度的交汇点。而婚外的爱情更是一个反映着“生活的道德歧义”的主题。作为人类婚姻制度的伴生物,婚外恋的存在有着一定的文化渊源与现实因素,是对传统婚恋伦理的质疑和反叛,同时也折射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体。这三方面的属性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人性的系统结构。文学作品对人性的探寻大体也离不开这三个主要方向。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婚恋伦理道德的影响下,文学作品对婚外恋的认识普遍缺少人性的关怀和厚度。古代的婚恋题材作品囿于时代背景,难以突破宗法伦理、男权至上的封建樊篱;五四时期婚外恋题材的作品虽然肯定了人的自由价值,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体现了时代对自由人性的追求,但从总体水平上看,对人性的认识仍存在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偏颇。在经历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后,新时期小说是伴随着人性解放的呼声出现的。作为思想禁锢的突破点和文学开发的生长点,婚外恋题材的小说无可厚非地成为了新时期小说探寻人性的一条重要途径。纵观新时期近二十来年婚外恋题材小说,不难理出一条较清晰的发展嬗变轨迹。新时期初,在文坛激起广泛影响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东方女性》等作品,明确地将与社会主流道德规范相背的婚外恋作为小说的主题,勇敢地迈出了对人类这一特殊情感探索的步伐。然而作家们早期刚走出泛政治意识和文化一体化的浓重阴影,决定了他们的作品对人性的表现更多地局限于精神情感、道德伦理这些形而上的层面,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训诫色彩。他们关注人的社会属性,从而将人的本能欲望做了隐蔽化的处理,这从某种程度上说仍是人性束缚的一种反映。其后的其他作品虽然也是更多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律,但毕竟开始了从婚外恋角度对人性探讨的努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浪潮对传统道德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震撼。80年代中后期,许多作家笔下的爱情都被抽掉了理想的色彩。张洁式的“痛苦的理想主义”开始被池莉式的“不谈爱情”的现实态度所取代,婚姻内在的精神向度让位给俗世的物质与身体考虑。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白涡》、《伏羲伏羲》等为代表的小说,关注与反思婚外爱情的形态和价值,彰显与放大人的自然属性,并大胆揭露人性深处隐藏的阴暗面,迈出了对人性的多维度、立体性探讨的一大步。在这一过程中,作家们开始小心回避从道德理性的社会属性角度对婚外恋问题的主观追问,体现出一种客观严肃的姿态。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确立与政治环境的相对宽松使得思想文化领域的传统伦理价值体系遭到了空间的挑战。浮躁与欲望化的生存图景成为当下文化语境中一个醒目的景观。在新生代作家笔下,爱情与婚姻出现一种娱乐化倾向,爱情婚姻忠贞成了上个世纪的童话,不忠反而成了婚姻的常态,婚外恋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只是一种客观存在。作家的叙述彰显出道德虚无主义立场或者伦理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在对人性的认识上也显得独树一帜。这是在90年代以来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需要辩证分析的一种文学现实。在人性的复杂与深邃被重新审视与挖掘的同时,作者们的写作立场也在渐渐隐退,早期的道德伦理规范逐渐退居与让位,后期甚至于出现道德伦理的刻意缺席。这种嬗变并非表明作家们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恰恰是他们对人性的认识多元化的一种体现。从新时期一些优秀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们在人性问题上的深层思考,以及他们在写作过程中的一种集体倾向,即对于人的认识开始从早期的意识形态化、道德伦理化的“表层人”向多重人格和心理特质的“深层人”转化。正是因为作者们把研究的视角更多地伸向婚外恋者的精神、文化和心理领域,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对婚外恋的认识少了主体的价值评价,多了客观的人性关怀:人类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异的本性被作家们予以更多的理解与宽容;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方方的《暗示》将探寻的笔触伸向人的深层精神世界,透过婚外恋的故事看到了人性深处的孤独;《荒山之恋》提供了人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求的确证;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婚外恋让读者感受到人类精神家园迷失后的困顿与无助。这些人性世界中深层情感内容和精神图景被新时期作家们挖掘出来,开拓了对人性书写的多重视角,也传达了对爱情婚姻的社会形态的严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