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发展的拐点期到来，这就需要制度的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把法治建设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表明了我国对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和期待。现阶段，我国农村的法治文化建设现状并不乐观，我国农民的人口数量约为6亿，这庞大的人口数量表明：践行“依法治国”理念的突破口应该以广大农民法治文化水平的提高为重点，只有通过改善农村法治比较薄弱这一状况，那么国民整体的法治水平才会有大幅度的提升。然而，机会和挑战是并存的，对于如何提高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需要不断的探索和思考。本文通过调查研究，选取四川省成都市、遂宁市农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设计发放了1200份调查问卷，并通过典型访谈、农民涉法案例分析等方式，直接或者间接的收集到目前关于四川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实际资料，经过数据分析发现，四川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四川农村的经济基础薄弱以及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运行不顺畅是造成四川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运行不高的现实原因，这些原因直接导致现阶段四川农村法治文化环境水平较低的现实状况。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意义以及选题的背景，通过文献法整理了当前关于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研究现状，经过初步的分析和梳理，阐述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方式是以调查研究为主，文献法为辅，并说明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最后，对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文化”、“法治”、“法治文化”、“农村法治文化”。　　正文部分主要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进行分析，第一章主要是对四川农村的法治文化现状进行调研分析，把收集到的数据通过形象生动的图表呈现出来，以达到直观明了的效果，从而得出四川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所在；第二章是基于第一章反映的问题，分析得出四川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落后的原因；最后一章是对策部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建模方法，勾画出了四川农村法治文化曲线与礼治文化曲线的均衡图，为四川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创新思路。　　结语部分通过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且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寄予了高度期待，并对论文本身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