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三至四世纪的魏晋玄言诗和十七世纪英国玄学诗，二者产生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具体呈现的诗歌精神和美学风格天差地别，但都是有别于传统叙事诗和抒情诗的智性化的诗歌，而且它们在各自的这一诗歌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具有奠基性和典型意义。魏晋玄言诗是对以抒情性为根本特征的《诗经》、《楚辞》、汉乐府诗和建安诗歌的反拨，它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对诗的玄理化做出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努力，对中国诗歌艺术审美境界和精神空间的拓展、诗歌新思维形式的形成与运用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同样，玄言诗的实践对诗歌语言进行了一次“革命”，从而使人在智性语言中诗意地言说，使人在语言中获得一种新的存在，从而建构了中国古典诗学中有别于儒家诗教的另一种话语，尽管东晋以后玄言诗长期被贬斥被冷落，但实际上它对山水诗、田园诗、唐代具有禅宗意味的诗和宋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说建安诗歌确立了文人抒情诗传统，那么，玄言诗开创了智性化的文人诗诗歌传统，它们共同促成了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觉醒。同样，玄学诗是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受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影响而具有强烈个人精神的抒情诗的智性化反思和改造，玄学诗人以博学为基础，秉着怀疑精神，用奇喻、悖论等巧智手法将英诗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的高度，正因此，玄学诗在20世纪重新被发现，并得到了诸如艾略特、帕斯和布罗茨基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诗人的继承和发扬。因此，本文从两个方面系统地对玄言诗和玄学诗进行平行比较研究，首先从诗歌与宗教和哲学的深层关系即文化精神系统来阐明和比较玄言诗和玄学诗所具有的形而上品格，属于外部研究；然后，分析比较玄言诗和玄学诗在诗歌智性化的道路上所呈现的诗歌精神和诗艺，属于内部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我们除了揭示玄言诗和玄学诗在各自的诗歌历史中，在确立了智性化诗歌的传统之后，开启了抒情诗和智性化诗歌这两大诗歌传统交替或并存的历史演变机制这一重要诗学意义外，努力尝试在中西诗歌和诗学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对话交流的基础，即智性化诗学上的相互阐发，进而对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现代转型和对当今中国诗歌理论的构建以及诗歌创作带来有益的启发。